2.小人礼赞（2）

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所以，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激昂一下，是可以的，但知识分子们并不打算真的去实践的。邓拓先生诗：“莫道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十年浩劫”中，关进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为了追求自由，向往真理，而毅然决然地冲出羁押他们的栅栏。哪怕浪迹天涯，当叫化子，落一个无拘无束，也不去乞求造反派或红卫兵的嗟来之食，但一个个都逆来顺受地甘心被触及灵魂和皮肉。其实，牛棚也好，干校也好，并无重兵把守，说走也就可走的。然而，宁肯失去尊严，也无一人拍拍屁股，抬脚走人，来个不辞而别的。

中国作家不是不要尊严，也不是从来就不知尊严，因为“尊严”二字，早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撕扯成碎片了。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里，记下的左琴科的一句名：“乞丐一成为乞丐就马上不愁了，蟑螂并不因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极为苦恼。”这位受到过日丹诺夫修理过的作家，所说的含泪的幽默语背后，我现，苏联作家对于尊严和生存的选择，与我们多少有共同的感受，生且不能，焉及其他？活下来都艰难，尊严自然就成为用不着的奢侈品了。

因此，谁敢说十年“文革”期间，自己从不低下尊严的头，当过不同程度的蟑螂呢？一个人，被迫认同自己为虫豸，还要唱一“我是牛鬼蛇神”的歌，排队走向批判台，弯腰屈背接受从**到内心的践踏，加之踩上千万只脚，加之永世不得翻身。此刻，除蝇营狗苟地求生外，还有什么尊严可？茨威格哪里见过这种阵式，法西斯还未曾来得及收拾他，他已经登上轮船，离开欧洲到南美去了。如果他亲身领受过党卫军的枪托，或冲锋队员的皮带，也许他觉得活着回到故国，比写绝命书更有意义一些。

所以，回顾大半辈子，倘无1957年，尝受到小人一族的操练，我很难想象怎么度过其后那“十年浩劫”。“文革”对我，已是我第二或第三次受冲击，耐压或承受能力要比1957年强多了。那时，转瞬之间，由好人变成坏人，变成五类分子，变成印度不可接触者阶层，变成美国南北战争时的黑奴，连不是东西的东西，也爬到脑袋上来作威作福，熬过最初的折磨日月，彻底抛弃自己的尊严，那才是最痛苦的。试想，匍匐在那里，成为一条人人可踢一脚的狗，还不能放过你，那是一个多么饮泪吞血的艰难过程。

万事开头难，我是从那时才体会到这句话的真义，而小人，社会的丑恶，最拿手的伎俩，就是将你的尊严当作臭鞋破袜加以践踏。然而，尊严没了，你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早先读《北史》，对北魏崔浩的悲剧理解不深，后来，我再读他被那些鲜卑人，装在木笼里，抬到现在大同市的南城，放在土坑里，接着，大家掀开袍褂，掏出家伙，向这个有洁癖的文人拉屎撒尿，我捧书的双手不禁颤抖起来。从古至今，小人作恶的路数，如出一辙，所以要剥掉你的尊严，打掉你的斯文，就因为他们灵魂中永远摆脱不了的文化弱势，才对比他强的知识分子嫉恨得无以复加。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些折磨过我的小人，第一次打击，差点要学茨威格写绝命书的。第二次打击，“吾与汝偕亡”，连杀人之心都有过的。但第三、第四次打击接踵而至，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去你的吧，既然已经将我逼到了只有选择极其卑劣地活着的一道，那我干吗要死，我还偏要和他们比赛谁能活得长久。

小人，是我学会适应生存的老师。就冲这一点，我礼赞他们！

倘非他们从五十年代起施加于我心灵与**的长期锻炼，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这样“刀枪不入”，“软硬不吃”，看透人生。这也不光是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历练得成熟，轻易不肯输，应该看到，小人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中国，“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日‘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所以，《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只是李汝珍杜撰的乌托邦。小人是永远不会绝迹的，甚至就在周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无妨来往，心中有数，也就够了。因为，小人一族，对于知识分子的作践，很像生物链上的两个环节，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逃不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