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人礼赞（1）

尽管这一辈子屡犯小人，饱尝其苦，但我还是愿意赞美社会生物链上的这一环节。***倘无他们，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活得安生些，但绝对经不起摔打。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

此话说得有点阿q，然而，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千万不能由此认为，外国作家铮铮铁骨，坦对死神，中国作家缺乏钙质，贪生怕死；更不能认为，外国作家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视死如归，宁折不屈，是好样的，而中国作家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苟且偷生，忍辱负重，就是孬种了。

若这样想，也未免小看了中国作家。外国作家好自杀，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对形形色色迫害的耐受力，实在不如九死一生的中国作家耐得起磨练。以奥地利的茨威格为例，1942年2月23日，他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在绝命书里是这样写的：“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远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其实，在东方人看来，这实在不是死的理由。中国作家习惯于写检查，写交待，写思想汇报，写交心材料，绝不会写绝命书。

他还特别提到：“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场所。”显然，这是一个多谦谦君子，而少奸佞小人的环境，就更不值得死了。如果他遭遇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无不历经的抄家，批斗，游街，示众，挂牌，高帽，牛棚，干校这几部曲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不死也得脱层皮的炼狱式的过程，恐怕茨威格和他太太死一百回都不够的。再说，他要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更加莫名其妙了，那个与他“操同一种语的世界”的“沉沦”，那个是他“精神故乡欧洲”的“毁灭”，与远隔重洋的老先生，还有什么重要的关联呢？你逃出来不就是为了免得与他们一块儿“沉沦”和“毁灭”吗？那干嘛还要为之结束生命呢？若都像茨威格先生如此较真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剑的中国作家，恐怕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的。

读了他的绝命书后，不禁叹息：那多傻呀，茨威格先生！你忒执著，你忒脆弱，你也忒多了。

由此可以诊断出来，外国作家的神经，肯定是过分敏感而又相当脆弱，远不如咱们中国作家耐受折腾和摧残。“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十年“文革”，三千六百多天。日子不算短，磨难也不算不重，但一个个都奇迹般地熬了过来。中国作家之所以很少像茨威格那样经受不住打击，能够挺过三灾六难，很大程度上得感谢在“文革”以前频密的政治运动中，小人群落对于他们不间断的作践。“百炼化得绕指柔”，纯系被动锻炼出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在一次次运动中，心理与生理俱得到充分锻炼，便足以适应任何花样翻新，旗号不同的折腾。

到了“文革”十年，小人整人的技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识分子的心理抵抗机制，和精神上的承压能力，也由于以往运动的操练，跟着水涨船高，轻易也就整不垮了。尽管谁也没有跟谁相约，然而都努力不死，努力想法苟存下来，虔信法国人的谚语，“最后笑的人，才是真笑”的人生哲学，要笑到最后，果然也就达到目的。这大概是始作俑者，绝对想不到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负面效果。

茨威格绝命书中的“不失尊严”四字，对他们西方人来讲，恐怕是十分紧要的，这也是普希金一生中不停地采取决斗手段，而最终也是死于决斗的原因。还有一个也死于决斗的莱蒙托夫，在两位诗人的心目中，不接受挑战，当缩头乌龟，是不可能的，尊严是第一位的，生命是其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