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人礼赞（3）

能有一点心理准备，未雨绸缪，也就不致在下次运动来临之时，仓惶失措了。

古代的小人好分类，譬如，鲜卑人冲着崔浩的脑袋撒尿，这种诉求于以触及皮肉的迫害而泄愤者，都是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人。朱全忠和那个不第秀才柳灿，将士子用绳子捆起，往黄河里扔进去者，那该是稍有一点文化的小人。而像李定唆使御史将苏轼送进文字狱，那就是很有文化的小人了。但在十年“文革”中，小人一族便杂乱纷呈，无法捉摸了。有的近乎变态的折磨，有的出于阴暗心理的嫉恨，有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有的刁钻促狭到极其可恶的程度。这时候，你不由得不佩服小人们的高明，高明到连古代的酷吏都闻之色变。有些不过是套着红卫兵袖箍的孩子，几个女中学生能将女校长活活打死，几个男中学生能用墨汁将男老师灌瞎，小小年纪，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坏水，真不知恶从何来？所以，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半夜醒来，抚摸伤痕，现自己还有口气，就不禁“感谢”上帝。如果“文革”是人生受折磨的大学阶段，那么，1957年，我就先接受小人一族的预科教育了。因此，有一点应急基本功，才得以经受得住“十年浩劫”的考验。

所以，1957年我有幸碰上的一位人物，他虽是一位苦难制造者，但也是使我懂得人世之恶的一位老师。

此人在那时的文艺界有点名气，不过不大，惟其不大，要跑到我们机关来领受人们对于名家的尊崇。对文化人来讲，最怕有点文化的小人作祟，他们要折腾你，坏点子更多，这是一点也不假的。至今，我对这类人，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事出于此。名人不名，作家不作，恐怕也是寂寞难耐，需要人喝彩。那时，我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对他也并不表示热烈的钦佩，这就种下了致祸之由。等到我表了小说，还未动批判，他惺惺相惜，引为知己，算有了教导的机会，作内行状，指点我小说艺术上的得失，我对别人的耳提面命，从来反感，未对他作孙子状，使他扫一大兴。过两天，气候不佳，他还特地跟我握了握手，表示他与单位里那些土包子干部不同，他是懂艺术的，是爱惜才华的，是要保护年轻人和创作积极性的。

幼稚的我，还以为手里握着的是救命稻草呢！谁知转过身去，在机关礼堂里开大会，五短身材的此人，喝令我站出来，喝令我走到前面，然后用短胳膊指着我鼻子，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批了半个钟头，最后总结日：“李国文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右派分子！”

那时，尚未明喷气式，也未挂牌戴帽，稍稍讲点人权，我只是站在一角，接受从他口中大量喷过来的唾沫星子。从那我懂得“唾弃”一词的来历。因为我确实写了所谓的“反党”小说，受唾也是无话好说。但小人之辈，无不以虐人自娱，来获得精神满足的。愈讲愈兴奋，愈激烈，也就推推搡搡，动起手来。那些他认为的土包子，一个个张着大嘴，看得起劲，喝彩的同时，也斥我必须老实交待，高喊打倒一贯反党之类的，后来司空见惯的一套。随后，批得还嫌不过瘾的他，与几个附和者，开始辱及我父母，恶毒的语，真亏他想得出来。无论如何，此公也算是一位有文化的人，该知道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说过“太上不辱先”；该知道曹操对陈琳说过，“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便不免怒目相向。

但我没有料到，稍作不逊和不屑状，立刻，遭到此位剧作家和他煽动起来的群众，好一阵的唁唁然狂吠，口号声声，声震屋瓦，打掉威风的同时，连祖宗八代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锻炼”，当时的我，血液直冲脑际，眼前顿时全黑，只能感觉到台下一对对冒绿光的眼睛围着我。我不讳，当时我真的觉得已经没有活头，真的生出杀掉这个家伙，然后自杀的想法。然而，终究是中国人的缘故罢，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