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命如此》十七(3)
呵，我们娶了城市的妻子，却幻想乡村那不存在的清纯。
我的华峰哥死了。他没有像小说里安排的结局那样：带着自己的精神病妻子，离开城市，隐没于巴蜀山林。他死时太可怜了！身上连件像样的衬衣都没有，一身毛边脱线的毛衣毛裤贴身穿着，脚上一双旧布鞋，和种地农民穿的一样。他就是穿着这双旧布鞋，走进豪华的大酒店里，签订了数亿元的房地产合同。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当今社会里，恐怕也只有华峰哥这样的，尽管一贫如洗，却仍然精神不倒的人，才能办到这样的事情！你说，这是不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太英雄了！那个高加林和他比起来，差老了！回想我和华峰哥在西宁的日子，他和孙兰嫂子，像照顾自己的亲弟弟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在校园里受了他人欺负，他还张罗着要为我去打架。不是我力劝，后果真不敢想像。华峰哥，你说，人活着为什么呀！过去相处的日子，你是兄长，许多事都是我向你请教，不敢这样张狂。现在，我终于可以说话了。以我看，你一生最大的失误，恐怕就是你将面子这东西看得太重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他不回答。在冥冥中，我仿佛看到，他在轻蔑地微笑。
我泪眼朦胧了，朦胧中我看到一行人，一个接一个，从黄土地走来。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农家子弟，胸怀大志，向城市的中心冲击。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又跟上去，没有一人愿意退回到土地里。他们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富裕，甚至不是为了做所谓的城里人，他们只为自己的面子而战。
——算了，不说这些了。只说人生这东西，也太厉害了！它是那样无情地切割着你的神经，摧毁你在书斋里建立起来的许多美好想像。
还是说我的家乡。改革开放头几年，农户种苹果，发了几年小财。刚出现转机，不知为什么，这愉快的情形很快就没有了。田野不再有挂满枝头的果树，只留下座座树墩立在那里，诉说着遭遇的悲苦。据说连续几年的干旱和雹灾，苹果的收入非常不理想，但这并不影响收税人收税的热情，他们每年都会准时站在你的地头，以没有表情的面孔，高估着你不可能得到的收入。上海学者、农村问题专家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里对中原一带考察后得出结论说，“改革的‘红利’似已取尽，延后支付的成本却高昂得连利息都难以支付。从内地来看，所谓‘大跨度、超常规’的战略已走到尽头，再也走不动了。”
我每年都回家一段时间，连续数年，目睹了他们生计由刚刚起色到持续衰落的全部过程。去年冬天，我原来所在的第七生产小组，四十多户人家，竟没有一家生煤炉取暖的！而一个陕西有名的大煤矿，就在距离他们不到四十公里的地方。可见他们的手头都拮据到什么程度！狗黄的儿子宝玉，带着队上年轻人到新疆打工，春节到了，包工头不给钱，一帮小伙子们只得空着手回来。然而春节一过，村里的小伙子们又拉伴结伙，不得不再次去那个曾让他们倒了霉的地方。尽管他们分文没得，但他们别无选择，脚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已没有了指望。我的三哥和四哥同样，他们走出土地之后，分别以或是稳妥或是极端的方式，做了改变命运的努力，但结局又几乎相同，一只举在农民头顶的无形大手操起差别经济形式的重槌，立刻打得他们头破血流，落荒而逃。我在生产队时最好的朋友瓦头哥，为了生活下去，先是卖掉了自己的窑洞，后又卖掉了自己的院落，最后没有可卖的了，只得带着十四五岁活泼可爱的女儿，住进村里无人问津的破窑里。那女孩儿一笑两只眼眯起来，甜得像只桃子，但她衣着贫酸的情形，让每一个宠爱女儿的母亲看了都不能不为之动容。一切都像电视剧里表演的一样。因为这已是他们最后的退得不能再退的退路了。问他们年均收入，每人不到五百块钱。一年五百块钱，这可让他们怎么活啊！我的一个小侄子，为换得一点儿可怜的零用钱，在村北边的小河里，洗田里撤下来的废旧塑料薄膜卖钱。我认为，这样会污染河流，劝他不要干了。他却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你去看看，河里早就没水了！”原来，他是在残留的小水滩里洗。我想，我没有理由再批评他了，否则他会说，你算是从农村逃出去了，而我们无路可逃！
面对这些可怜的孩子，我无言以对，只有慨叹，那曾是一条多么美丽的小河啊！
绵延四五十里的芦苇，生长在河谷的两岸。微风吹来，芦苇像毯子一样晃动波伏。每隔三五十步，就会有一个清澈见底的泉眼。泉水哺育着河流，河流反过来又滋养清泉。天空飞翔着鸟儿，水里游动着鱼虫。这山峦清秀的美好景象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多少代了！然而，自从“文革”将“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之后，上游的村社大队修起了拦水大坝，于是，河水的流量在干旱的季节里不得维继，紧接着万千生物曝死河床，绿树丛花一晌枯焦，山坡上的植被也跟着迅速消失。幽幽河谷丧失了滔声，依依垂柳没有了踪影。我在自己的都市题材小说《我歌我吻》里，曾以主人公金希普的心灵自语：
幼年的时候，我曾坐在离家不远的那条绿色的河谷的大石头上，身边放着割草的篮子，镰刀柄竖起来，支着我童稚的下巴。我看着清清的水流，无比浪漫地默想着，默想我将来长大以后，一定要到远方去，去找到人世间那个美丽纯净属于我的女孩子，将她带回到这条河的旁边，和她在河边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