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

牧民们大把大把地往庙里捐钱的事一去不复返了

家族之间的斗争、亲缘之间的纠葛，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侵蚀着阿须草原的美丽。

80年代宗教刚刚恢复的纯净，越来越被商业化的社会冲淡。比如说寺庙吧，文革期间一个喇嘛都没有，宗教恢复以后，一个寺庙几百几百的喇嘛。政府看到这种情景又有点吃惊，开始限制小喇嘛出家。其实大可不必。我们的感觉非常准确，到一定程度，有三分之一的人根本受不了僧侣生活，自然就还俗了。而且一个寺院根本维系不了这么多僧侣的生活，很多人自然就会淘汰。当禁忌完全打开的时候，温度就会下降。宗教通常是在受压制的时候，才会迅速地漫延、推广。宗教领袖和圣徒也通常在所谓的黑暗时期完善着自己的人格。就像弹簧，压得越厉害，反弹也就越厉害。

僧侣是把消费降低到最底状态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消费低到超出你的想象，他们有基本供奉的茶和糌粑就够了。每年夏季，他们要猫在寺院几个月不出来，在里面念大经。

念大经的主要目的是怕杀生。这个季节万物复苏，喇嘛要是到处乱窜的话，就会踩死地上的虫子，所以他们也不劳动。宗教有宗教的说法，众生平等，你锄地会把地里的虫子锄死。这样，社会很多最消耗财产的壮劳力都在寺庙里呆着。

牧民生活越来越富裕，有了很多的财产之后，他们没有拿这些剩余的财产去投资，扩大再生产。再生产对于那片贫瘠的土地非常的危险，也未见得是好事。所以他们把剩余的财产转化为金银珠宝，供奉寺院。在盛大的节日去敬神，这样一来，和尚们过着非常愉快的日子。同时，和尚们吃完了之后在娱神的同时也娱悦着人世间，用这种极具美感的形式丰富当地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这是极其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存在。

一方面由于宗教的斗争和社会的变化，寺庙的功能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阿须的僧团组织活动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也由于老百姓们的娱乐形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可以打台球，可以看录像，可以看毛片，随着交通一点点发达，他们可以到外部世界去，可以做买卖。他们开始卖虫草、卖贝母。

可以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削弱，草场的消失就会更快，这是天经地义的。

活佛觉得内地的生活特别优越。他幻想着他家乡的老百姓也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很多大喇嘛都是这样，他们非常渴望现代化。他们向来强调，物质本身没有罪恶，可以尽情享受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并不是影响精神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外面有了太阳能，他家马上就有太阳能。

活佛在我们的影响下，也有一些改变。比如说他就开始认为出栏数很重要了。

我们也给他出主意：“在春天通常有好多人来买牛，你可以卖嘛，不一定自己去杀呀。”这是我们给的权宜之计，鼓励老百姓在春天的时候大量淘汰老弱病残的牛羊，而且要从外面引进优良品种。后来活佛也在当地草原工作队的带领下，开始用铁丝网围栏。保护草场。有的地方不让牛进去，把草场保护起来准备过冬。

活佛还想修路，开发旅游。他想把格萨尔家乡的旅游搞起来。

雅砻江畔有一片非常漂亮的树林，传说是格萨尔亲手栽种的。活佛在格萨尔纪念堂周围圈了很大的一片地，准备建一个格萨尔公园，活佛还想引进一些汽艇、汽船之类的，增加旅游项目。

这一切在我们心里也很难说是祸是福。不过我已经慢慢习惯于这样想了：重要的是他们的选择。只要是他们的选择，就应该尊重。

实际上我们也无法把这个世界封闭起来。如果以前说我们是靠有限的公路来维系跟外部世界的联系的话，现在已经远不止这样了。铺天盖地的公路，更重要的是电视，荒山野岭都架起了锅盖，随便一按按钮就知道美国、纽约在发生什么事情。所谓信息的爆炸是对原始状态根本性的毁灭，以往的交通、买卖和各种各样的交流都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草原上小痞子越来越多，牧民们不再唱牧歌，他们穿着牛仔裤，嚼着口香糖。我估计卡通一代和新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草原上出现。假设我们下次去，在什么地方碰到骑摩托的烂仔，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吃惊。很多很多小伙子都去过成都和内地的其他地方，宗教信仰在我们看得见的将来，可能不会有更多的改变，但会被削弱。

牧民们大把大把地往庙里捐钱的事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已经把钱看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