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3)

西玛·布斯基的财产还包括出售贝弗利山饭店的所得。这个饭店于１９８６年以１．３５亿美元出售，西玛拥有该饭店４７％的股份，于是她可以获得近６５００万美元。这样，西玛单是在布斯基合伙公司的股份和贝弗利山饭店的出售所得就使她的财产达到１．６５亿美元。如果伊凡·布斯基成功得到西玛的一半财产，那么，他不仅会成为一个更富有的人，还可以把来自自己合伙公司的约５０００万美元交易所得收回自己囊中，而他的这个合伙公司是他进行犯罪活动的地方，这些交易所得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非法收益。这种结果肯定是政府与布斯基商定协议时始料未及的。迈克尔·米尔肯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些主要犯罪分子个个都成了富翁，至少按照普通美国人的标准看是这样。这种结果使许多人不由想问：正义得到伸张了吗？违法活动受到阻吓了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华尔街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历了大规模的员工失业、经济衰退和这起丑闻的灾难性后果之后，可以看出，华尔街受到了严厉惩罚。个人可能躲过了这场丑闻，但他们所在的公司却难逃此劫。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宣告破产，苦苦挣扎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通用电气公司悄悄地卖掉。萨罗门兄弟公司陷入了一场国库券丑闻，最后被罚款２．９亿美元，它也不得不挣扎着生存。新发生的重大证券检控案不多，成为犯罪温床的恶意兼并基本上从金融市场上消失了。人们至少有这么一种看法：内幕交易和各种花样翻新的证券欺诈大大减少了。然而，历史很少给人以慰藉。著名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科克爵士早在１６０２年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今欺诈盛行，甚于昔日也。”米尔肯、布斯基之流兜售这么一种观念：回报不必与风险相伴。华尔街表现出特别易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也许今后不会再有人像米尔肯那样用垃圾债券主宰金融界，但是，善玩鬼把戏的骗子肯定会在某个别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市场明显恢复了过来，并表现出一种自我抑制不良行为的能力。然而，金融市场特别容易从内部出现腐烂。无论如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些罪案的发生，强调了完善证券法律和坚强执法的重要性。华尔街上的罪犯精于风险算计，依他们所计，犯案被捉的几率很小。人们对华尔街有一种普遍看法，即多数证券犯罪发生在灰色地带，法律对其无能为力。政府的上诉记录也无济于改变这种看法。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部分裁决，包括ＲＩＣＯ定罪，被上诉庭撤消了，对约翰·穆赫伦的定罪则全部撤消了。上诉庭在驳回控方对穆赫伦的股票操纵指控时说：“任何理智的审判者都找不到这些被控罪行的根据，他们对这种指控有合理存疑。”对穆赫伦一年零一天监禁和１５０万美元罚款的判决也被驳回。穆赫伦的这个结果并不让人奇怪。从事件本身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布斯基操纵穆赫伦，而不是穆赫伦操纵股票市场。如果说穆赫伦犯有什么罪的话，是在寄存交易上，但在这项指控上陪审团未能做出裁决。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部分裁决的撤消和其他一些证券案件中控罪的撤消主要是由于技术原因。然而，面对规模空前的华尔街犯罪，检察官们急于以几乎任何理由检控嫌犯。在有些案子中，他们做得有些过火。政府在这场打击金融犯罪的斗争中总体上取得了胜利，但这些成果改变不了华尔街上违法活动猖獗的现实。同时，它们确实使人们对证券法律的全盘刑法化产生怀疑。国会应该针对最严重的证券欺诈犯罪制定一部严厉而明确的刑事证券法，而把诸如净额资本管理规定这些事情的执法交由证交会执行。至少，国会应该对内幕交易做出法定解释，应该把“团伙”界定为禁止披露持股情况时作假的刑事禁令的一部分，这样，像伊卡恩的和布斯基的那些“安排”就必须被公开。应该禁止证券公司从事套利业务，自我监控显然是没有作用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取消了套利部。法院应该继续清楚地界定邮汇欺诈和电汇欺诈。正如麦纳顿勋爵在世纪之交所预言的，欺诈活动“形式多样，变化无穷”。关于在米尔肯、布斯基、西格尔、利文及其同盟者的这些案子中量刑是否与罪行相符的问题，有关人士将会争论几年。说一句纯粹是事后聪明的话，检察官和证交会人员当时对这些罪犯应该再严厉些。对这些罪犯的罚金虽然很多，但永远弥补不了给投资者、纳税人和无辜工人带来的损失。但是，在１９８６年没有人有这种事后聪明。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一个毒瘤正在侵蚀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的道德肌体。这个毒瘤当即被剜除了。主要罪犯被绳之以法。他们所有的金钱和权力都换不到他们渴求的结果。市场恢复了，甚至繁荣起来。到１９９２年年中，美国经济多少显示出一些恢复的迹象。可能最为重要的是，正直和诚实似乎重新回到了美国人生活的中心，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一部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华尔街丑闻与８０年代的丑闻之间相隔五十年。如果华尔街免受下次丑闻侵扰的时间能再比这个时间长一半，那么，以米尔肯锒铛入狱为结局的这场打击金融犯罪活动就是有历史性价值的。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７日，伊兰·里克和罗伯特·威尔基斯于同一天来到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联邦监狱，开始服刑。他们两人在利文的信息圈子垮掉后见过一次面，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共同的经历本来可能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友谊。但是，两人在监狱中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里克越来越孤僻、忧郁，威尔基斯则喜欢与人交往，并积极进行健身活动。他们两人的刑期都是一年零一天，但在服刑八个月后，他们就被释放了。此后两人没有见过面。里克为纽约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当法律顾问，威尔基斯则在娱乐业找到了新工作。西特拉格·穆拉迪安因为积极与政府合作而获得豁免。他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并被禁止从事证券业一年。他找工作很困难。穆拉迪安在１９９０年春天离婚了，卖掉了在新泽西的房子。他从倒闭了的原布斯基公司买了一台旧的ＩＢＭ台式电脑，并自学操作使用。詹姆斯·达尔卖掉了在贝弗利山的房子，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新房子，离西格尔的家不远。他为温－迪谢连锁超市的控股家族当顾问，虽然他曾发誓远离商界。达尔花了很多时间为作证做准备，但非常庆幸的是，他的作证从来没有进行。即使在缴纳各种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有关的应付罚金后，达尔仍然拥有至少数百万美元。穆赫伦仍然很容易就从诸如贝尔兹伯格家族和蒂斯克家族这样的大投资商那里筹到资金，即使在他的定罪被撤消以前也是如此。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合伙公司，名叫野牛合伙公司，是根据他在弗吉尼亚山地牧场养的一群北美野牛命名的。公司位于布劳德大街，正处于曼哈顿闹市区。他每天往返于公司与位于新泽西的宅第之间，继续以他那独树一帜的投资方式开展投资业务。根据穆赫伦与证交会达成的协议，他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进行交易，但他很简单地通过美林公司和拜厄和斯特恩斯公司实行交易。罗伯特·弗里曼服完他的四个月刑期，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获释。他的认罪协议没有要求他与检察官合作。弗里曼仍是一个活跃的投资者，而且从表面上看，他没有什么变化。１９９１年夏天，他与朋友詹姆斯·里根和亨利·克拉维斯参加了一个由格兰尼特资产（Ｇｒａｎｉ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公司主办的高尔夫球比赛。格兰尼特资产公司是弗里曼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时的同事卢·艾森伯格组建的一个合伙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