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的一代(2)

彼时，围绕万载爆炸到底死多少人，在媒体、民众和官员中争论不休。我不知道李有没有去数尸体。反正我没有，就像让我稍信给他的那个同事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数尸体，而要去做深度报道，探讨江西退出花炮产业的是与非。我想，他的想法可能和我一样，在深度报道和灾难报道之间，选择前者可能更讨巧。毕竟，对一个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爆炸案作特别深层次的事故方面的探求，是地方政府所不喜欢的。回想一下万载烟花爆炸案，真正的新闻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死亡数字持怀疑态度，对地方官的为官品质持怀疑态度，那么数尸体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评论云云，都是另外一回事，它不应该取代我们对新闻事实的探询。再者，如果我们的新闻事实是错乱的，又怎么保证我们的评论是正确的？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们的职责类同于史官，忠实地记录是职业本身对我们的要求。可是，当我们将“痛苦”前面附上“向上的”定语的时候，当我们将痛苦视为一种阶段性的过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将史官变为了史学家，将忠实记录的职能演化为评论。在为进步主义价值观所支配的第三条道路上，我们给出的不是史料，而是被我们的历史观所编写的史论。如果我们今天的历史观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对历史的编写岂不成了篡改？实际上，走上第三种道路是一种可信而不可爱的选择。选择它，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这样的选择本身有多可爱，而是因为它在尴尬的现实情景中，是个各方面都比较讨巧的选择，夹缝之中的选择。我们的尴尬，是时代的尴尬。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未来，记者们将不再遭遇这样的尴尬。而今天的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是过渡时代中的过渡记者。无论是新闻思想，还是新闻技术，我们呈现给后人的都是我们的过渡性。多年前，赫尔岑的诗句说的好：“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后来者将难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那样暧昧，为什么要把写好的文章拿给有权势的采访对象审读。后来者或许会在稿子见报前给被采访对象看，但不会屈服对方的不正当要求，譬如将其中的某一段删掉或者改写。后来者或许还会奇怪，为什么我们笔下转型时期的富豪们除了身败名裂者，怎么都是时代的英雄，商界的奇才，没有一个会像华盛顿邮报记者马克-莱博维奇一样，将甲骨文总裁LarryEllison写成没有教养的亿万富翁。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地顺理成章。因为，在中国做记者很难，就像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所说，“难在有很多不准”。这话，是刘在一年前说的，一年后这样的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把我们推向尴尬境地的更大的力量----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格局，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不能一味地责备我们的采访对象不理解或者不开放，有些时候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他们要考虑官员，同行乃至更多人的意见，本来记者不应该替他们考虑这些，可是仅仅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就带来他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重大损失。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完全可以不接受你的采访，甚至于封杀你对他或者他所在的企业的新闻，作为一个记者，一旦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跟你打交道，你一定完蛋了。在美国著名的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记者是不能接受任何来自被采访对象的“好处”的，而我们的传媒，很多老板经常希望我们可以节约一些成本，创造更多一些的广告收益。我们作为记者，其实很多时候也在为收益而盘算个不停。我看我收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有些篇目看上去很“水”。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希望自己多拿稿酬。前些年，在奖金计件数字的背景下，我总是希望尽可能地让报道长些再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