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的一代(1)

去华润大厦采访政协委员的时候，我顺道到甘露园南门看了看，我担心产生新政府的“两会”开幕了，居住在“都市流浪村落”的几个表弟会不会被警察赶回老家，或者被拉到昌平筛沙子？现实情景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曾经不时发生的每逢重大会议或者活动，就将他们驱赶出京的情况没有出现。我在甘露园住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对他们的歧视没有彻底改变，但是不断受到“迁徙自由”观念的城市，对他们越来越宽容了。遗憾的是，他们在这种不彻底的进步中，还没有消除惶恐的习惯心理。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的习惯性心态是惶恐。他们的个体情绪，经常让我怀疑我的第三条道路，怀疑我的进步主义新闻观，我的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的道路？我把具体而微的个体痛苦定义为向上的痛苦，是否过于浪漫和幼稚？如果新闻写作也属于叙事方式之一种，那么新闻伦理必定和叙事伦理相关联。如果我们同意刘晓枫先生所说的，现代的叙事伦理只有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话，那么，现代的新闻伦理也可以分为人民伦理的大新闻和自由伦理的个体新闻。事实上，作为关注中国命运和走向的以所谓纵深新闻为探求指向的时事新闻杂志或者经济新闻周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人民伦理的大新闻。看看《南方周末》的头版头条，转型之后的南方周末，很多头版头条都是见事不见人的趋向性报道，甚至是时事座谈会纪要。关注个体命运的稿件，不是减少了，就是移动到不起眼的版面。也就是说，彰显自由伦理的个体新闻已经退让给了人民伦理的大新闻。这样的改变当然不是南方周末一家，新生的传媒在骨子里已经认同了这样的主张。许知远经常说的“宏大叙事”，我想，如果我没有理解偏颇的话，就是人民伦理的大新闻。在人民伦理的大新闻中，个人命运裹夹在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中，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但真正想说的是个人命运所表露的整体现象，想探求的事实是整体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情势的变迁，暗含了什么样的历史趋向。于是，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新闻只是个体命运的叹息和感喟，一个人在生命的雪原上留下的偶然的指爪。1998年7月，我刚记者的时候参加了长江特大洪水的采访报道，我以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的目光，表现了个人或者家庭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的命运。差不多5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安徽池洲境内一个在洪水中摆渡的农妇，他的房屋和农田都在水面下，她没有哭泣，或者逃荒，而是为了儿子的秋季学费，在淹没村庄的水面上接送往来的客人。而今，我发现，我已经自觉地用一种大历史观，用一种进步主义的新闻观念，来叙述新闻，从而放弃了对个人呢喃的倾听。尽管今日中国的“痛”是“向上的”，但痛毕竟是痛，那种来自底层社会的痛苦，不是居庙堂之高的人们可以体味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消弭这种痛苦，但我们绝不可以“大历史观”四个字一笔代过。更严重的是，我甚至不自觉地放弃了用脚写新闻的意识，尽管一年前我为陈涛《泡沫的盛宴》写书评时，高调地“倡导一种农民式新闻观”，但我越来越倾向于用脑子写新闻了。引领观念，或许没有错误，但是，如果新闻放弃了对事实本身的追寻，那么还要新闻记者干什么？难道追问新闻事实真的就是“小记者”和“小媒体”应该做的事？记得采写《万载悖论》的时候，《南方周末》的一位好朋友也去了。他是一个我非常敬重的兄长，他去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事让我转告他，这回千万别数尸体了。他是《南方周末》著名的灾难记者。不畏艰险的他，在好几起灾难中数死者的尸体，以揭露少数“父母官”隐瞒死伤人数的真相。他用报道无声地告诉我，**比天灾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