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的一代(3)

2002年元旦，已成北方知名新锐传媒的《经济观察报》开了一个中层干部的研讨会，一位管钱的头儿试探性地提出，可不可以尝试着在新闻和广告之外开辟另外一块，以缓解可能出现的经济压力。平心而论，他的主张既有现实性的一面，又有合理性的一面，可当时的我们，几乎没有兴趣听完他的话，笼统地以“国家和教堂之争”的心态，对“国家”即将开始的对“教堂”的侵染大加鞭挞。编辑独立原则，在这个经济传媒中如此庄严地提出，并受到维护，应该是中国传媒了不起的进步。可是，原则容易提出，坚持原则则是那么的艰难。我们看出，最近两年诞生的几家媒体，未出娘胎，就试图摆正和资本的位置。然而，我们还是不时地听到这些媒体，或者媒体的记者，在操守上的些许笑柄。所有的尴尬，都决定着今天的记者很难超越时代的局限，写出完全意义上的新闻，成为真正的大记者名记者。去年的这个时候，是我大学毕业四周年将近的日子。我在尴尬，局限，过渡这样的字眼的思考和刺激下，有些意兴阑珊。又一个“大学”毕业了，我第一次想着换一个职业，并以现在整理的这本书作为我从业的纪念。四年了，我觉得自己很累，累心，也累身。身体素质较之四年前，下降得多，只有体重在不健康地增长。我打算去一趟西安。1998年6月，大学毕业前夕一个风沙大作的夜晚，我攀登了险峻的华山，不但看见了满天闪烁的星斗就在头顶伸手可及，还在峰顶看到冉冉升起的日出。我在艰辛中感受到了征服的激情和勇气。我希望我能在华山之颠感受到一些什么。末了，我还是没有去，因为我什么想不出登山和做记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华山未去，记者还在做。转眼之间，大学毕业五周年的日子临近了。征服华山的**再一次在心底升腾而起，但一年前登山的动机业已改变。不再为寻找做记者的激情，只想亲近华山顶峰的灿烂星空，以及充满生命活力的冉冉日出。当下的我，做记者，还是不做记者，暂时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这一转变，从书名在一年之间的转变可以窥见一斑。本书最初的名字叫《中国的红与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坏的时代。我们今天亦面临这样的情势。我以为，“红”“黑”胶着，非但是浙江草根民主发展进程中的状态，也是当下中国在前进过程中的状态，“两个中国”的状态。而后，我又将书名改为《分水岭上》，我以为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中国的分水岭上，在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道路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半路上。嗣后，又改名为《中国黑子》，创意源于太阳黑子，隐喻之义不言而喻。最终，书名确定为《向上的痛》，在我的理解中，转型中国之痛，是一种“向上的痛”。我把**，弱势群体的出现，以及所有中国人的愤懑和痛苦，都视为中国人在转型过程中经受的痛苦，民主市场化前夜的痛苦，一种向上的痛苦。虽然我们距离民主市场化社会的目的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毕竟已经出发。一个以新闻和观念影响大众的职业，或许可以夹杂在千千万万的人流中，让已经出发的中国走得更快些。我以这样的“意义”，作为一种理由是否勉强，又能支撑多久，但我暂时说服了自己。人真是一种古怪的动物，总是希望所做的事情，除了为稻粮谋外，还要有些什么意义，尽管所谓的意义，很多时候只是一件漂亮而单薄的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