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报告（三十）

往事如烟。在柳青的记忆里，这几年发生的一切似乎已经相当的遥远了。留在记忆深处的，只剩下了几声沉闷的枪响，让她时常在后半夜惊醒。她越发感觉到，落城是一本沉重的书，她已经很难再读下去了。

1997年最后的日子，她如愿考取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法学院的研究生。她本来应该在秋天去北京报到的，因为安小文的案子而推迟了。那些天里，她还是像往常上班一样去刑警支队看看，在自己的那间办公室里与同事们聊聊天。那时她就想起了沈蓉，总感觉这个女人还活着，大概出门打开水去了。在大家眼里，柳青拿到硕士学位之后肯定不会再回到落城了，然后他们就抱怨那个吊儿郎当又才华横溢的记者，最终还是摘走了他们的这朵警花。对此，柳青的解释是，她确实跟陈晖处得不错，但至今还没有想过要嫁给这个人。

就在她告别落城的前一天，落城刑警支队破获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其中有一个外号叫老鼠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未遂罪行，他说，1995年的5、6月间，他曾受雇于人，企图谋杀一个叫沈蓉的女警察。于是，刑警队立即对此人进行了重新审讯。质问，是谁在雇用他行凶？那人说不知道，说这单生意是一个外号叫狐狸的人替拉来的，说好了给他三万元，先付了一半。老鼠接着就交代了他几次企图行凶的经过。

第一次，是在一个夜晚，他准备从树上翻进窗户，入室行凶，直接用刀做。但是他刚刚爬到一棵树上，就引起了室内那个女人的注意。那女人把室内所有的灯光都打开了，还拿着一把菜刀跑到阳台上大喝了一声：谁？

第二次，是在一个黄昏，他一直在等待女人下班。这之前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摸清了女人每天下班的路线，打算在女人走进一条小巷之后就下手，用一把羊角锤猛砸她的脑后。结果，就在他正要接近时，那个女人的一只鞋跟突然掉了，她蹲了下来，还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他赶紧溜了。

第三次，是在国庆期间的一个雨天的中午，狐狸替他借来了一辆外地的双排座，说这个女人今天要上单位值班，想趁着这女人出门过马路的时候撞死她，造成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现场。没想到，就在他几乎得手的时候，一个行人拉了那女人一把……

老鼠很沮丧，煮熟的鸭子飞掉了。他决定再次行动。然而有一天半夜里，狐狸来了电话，说这件事不做了，剩下的一万五千元照给，但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你敢说你就没命，狐狸这么威胁着他。老鼠说这一天是1995年的11月13日。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是他的生日。

警方再次询问狐狸的下落。老鼠说：狐狸死了。交代完这件事不久，他就死了，说是喝醉了酒掉进了蓝渡江里。

柳青得知这件事之后，感到浑身散发着一股寒气，感到毛骨悚然。以前沈蓉对她说的那些，并非是神经质的呓语，并非是无中生有的诳话啊！全都得到了印证。是的，有一只看不见的魔手早已悄然伸向了沈蓉，她却浑然不知。1995年11月12日，是沈蓉犯案的日子，怎么会在第二天那个雇凶的家伙就断然放弃了对她的暗杀？那个雇凶杀人的家伙深藏在人世间的阴影里，却是不敢见人的。那是个道貌岸然的男人，在经历过一场轩然大波之后，最近被安排去了外省，继续做着高官，只是不再分管政法了，而是分管意识形态。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在高谈阔论，他在手势滔滔。他的老婆被他的情人杀死了，那多病的女人从此不会再来要挟他了，接着国家又替他杀了他的情人，使他如此舒服地摆脱了那个女人的纠缠。他现在就地娶了一个在电视台当主持人的新太太。

难道不是他在背后策划并指挥了对一个女人的谋杀吗？这个女人和他睡了八年，为他离婚，最后为他搭进了性命，可他却对她蓄谋已久，只差一步之遥，就得手了。可悲的可怜的可恨的还是那个女人啊。她一切都不知道，她倒是鬼使神差地帮了那个男人的大忙。那个男人现在什么都得到了，惟一得不到的，是一份人的良知。

柳青无法证实这些。但她坚信这些判断没有错。是的，这个人把一切做得滴水不漏，他策划谋杀就像制作一件工艺品，手段竟是如此的完美，不会留下任何的破绽。他已经消解了道德的谴责，他也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自然也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但他一定会下地狱。

…………我的这部小说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刑罚学家，更谈不上对死刑有什么研究。我只是一个作家。那一年，我在洛杉矶那个笔会上结识了陈晖先生，然后我们开始共同关注辛普森案件。在与陈先生的交往中，我又认识了女警官柳青和李志扬律师。我倾听着他们的讲述，他们的故事激发了我的想像力。与此同时，我接触到像陈兴良、邱兴隆等国内知名刑罚学家的著述，获益匪浅，更让我感受到当代学人的良知。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考虑要写一部关于死刑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真正起因，是在我得知2003年3月17日，在中国广州，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仅因为身上没有携带有效证件和看上去其貌不扬，就被几个执法人员非法羁押，以至在三天后被几个莫名其妙的人残暴地打死。这让我震惊不已！那几天，我在网上关注着这个事件的发展，我注意到很久以前一个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牧师的一段话在广为流传。这段话，原是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

起初他们追杀**者，我不是**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于是，在一个以防止SARS为背景的"戴口罩的春天"，我在疫情中心的北京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关于死刑，我要说话。

为了让小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我想对这几位朋友的近况再做一些介绍。陈晖还是干着他的本行，但现在已经很少看得见他那些"准风月谈"的专栏了。柳青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没有回到落城，目前在公安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这两个人相处得很不错，但至今没有结婚的迹象。对此，柳青援引了陈晖的一句话对我进行了解释，她说：我现在还不觉得，两个人的生活就一定比一个人的生活要好。

李志扬律师还在落城，他的腿伤完全好了，继续维持着他的蓝天律师事务所。听柳青说，他后来把沈蓉的儿子晓雷安排在所内。他经常来北京出差，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1年的3月，当时他是来旁听"中美刑事审判实务高级研讨会"的。那是一次规模不大的会议，但与会者中间有一个人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人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艾伦?德肖微茨，曾经是辛普森"梦之队"的一员干将。其实早在1980年，德肖微茨就已经访问过中国。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律师这个职业是怎么回事，甚至认为律师就是"替坏人说话的人"。当时有人问德肖微茨，为什么政府要花钱请律师来为那些破坏社会法制的人辩护？律师为什么要替那些坏人开脱罪名？对这样的质问，一向善于雄辩的律师竟无话可说。而这一次，他面对的提问是：作为辛普森一案的辩护律师，您认为他有罪吗？

对于这样一个几乎全世界记者都会提出的问题，德肖微茨照例予以回避。但是他指出，如果辛普森一案发生在中国，那么，他相信法庭会做出相反的判决。这位著名的法学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而是做了一个双手交叉的手势，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起。

还是这一年的9月，另一位世界级哲学家和法学家，法国的雅克?德里达教授，也开始了为期十六天的中国之行。而在十二年前的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对他发出了访华邀请，却因为某种原因推迟至今。德里达此次出访的地点依次是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这种安排，用后来一位大学校长的话来说，是依次去看一千年历史的中国、一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后殖民的香港。然后他将对长期被认为解构就是摧毁一切的误解进行全面澄清，还将就"宽恕"、"大学"和"死刑"等遗产问题进行演讲。旅法学者张宁先生完整地记录了这次旅行。德里达的首场演讲是在9月4日，地点是北京大学理科楼的会议厅，演讲的题目是《宽恕：不可宽恕与不受时限》。他的演讲受到了欢迎，但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提问说，如果一个人强奸了我的女儿，我宽恕了他，那等于是纵容他去强奸我另外的女儿。如此宽恕的后果，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宽恕呢？德里达的回答是：我并没有要说宽恕的好与坏。我也同意宽恕有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但我的工作不是去评价宽恕的好与坏，而是要分析我们所继承的这份宽恕遗产的悖论，尽我微薄之力向人们揭示我们生活在一种怎样的宽恕传统之中。

德里达指出：宽恕的可能在于它的不可能，宽恕不可宽恕者才是宽恕存在的前提条件，宽恕的历史没有终结，因为宽恕的可能性正来自于它看似不可能、看似终结之处。

那一天，我和陈晖在场，尽管现场的翻译使德里达的演讲听起来不很流畅，但这个演讲还是让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见识。那天晚上，我们再次去**广场散步，去的路上，我们在地铁口遇见了一个须髯飞霜的老者，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似乎一直在注意着我们。当我们走近他时，老人悠闲地打开了手中那把象牙骨的折扇，那宽大的扇面上赫然写着两个金农体的大字：释梦。

陈晖恭谦地走上前，问道：老先生，您是……

老者恬然一笑，说：我是一个释梦者。

这种奇异的回答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仿佛邂逅了弗洛伊德。于是陈晖就对老者说起了自己几年前的那个梦，他至今记忆犹新，描述得非常仔细。老者想了一会儿，说：你最好去找一本叫做《像章学》的书，作者是一个叫利帕的洋人，在第三卷上或许有你需要的答案。说完这句话，老者就扬长而去了，很快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一如消失在风中。

陈晖后来查到了这本书。果然在第三卷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段话--

……白袍，象征道德无瑕，刚直不阿；蒙眼，因为司法纯靠理智，不靠误人的感官印象；王冠，因为正义尊贵无比，荣耀第一；秤，比喻裁量公平，在正义面前人人皆得所值，不多不少；剑，表示制裁严厉，绝不姑息……蛇与狗，分别代表着仇恨与友情，两者都不许影响裁判。权杖申威，书籍载法，骷髅指人的生命的脆弱，跟正义恰好相反：正义属于永恒……陈晖梦见的那个女神形象，就是正义。2003年7月16日，初稿

8月9日改毕，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