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最早对死刑问题的关注，是1997年看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关于杀人的短片》之后。基氏是我喜欢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无论是《三色》还是《十诫》，与我心目中对电影的要求靠得很近。《关于杀人的短片》，在我看来是《十诫》中最好的一部，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代表国家的杀人究竟是否意味着正义?

我的思考正是由此开始的。在我读过一些中外刑罚学者关于死刑的著述之后，我产生了写一部关于死刑小说的念头。死刑的存废，一直是国际法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近百年的事实表明，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尽管这一天对中国而言还相当遥远，那么，对死刑的严格限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让我欣慰的是，中国对死刑问题的重视已经不再是几个法学家的专业研讨，司法实践也在进步。我曾经在网上注意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从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就对三十五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案犯，改判为死缓。

但那个时候我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坐在电脑面前。两年前，我母亲被诊断出身患癌症，紧接着在北京和合肥接受了两次大手术和十八次的化疗。那些日子，我和年迈的父亲奔波在北京、合肥两地的医院之间。父母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支持了我，他们希望我从阴影中走出来，回到自己的专业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我的爱人婉，这仿佛一次命中注定的相遇，她不仅分担了我的忧愁，使我结束了漫长的孤身漂泊、浪迹天涯的生活，更使得《死刑报告》艰难的构思豁然开朗。

婉曾经是一名刑侦物证专业的工程师。她的父亲，也担任过多年的公安局长。有一次我问她：你去过刑场吗?她说去过多次，那是她的工作之一。我继续问道：当你看见一个死囚被执行枪决的瞬间，你的感觉怎样?她说：很复杂。几乎每一个死囚手里都有一笔令人发指的血债，你无法不恨他们。但是，当他们像牲口一样跪倒在枪口之下时，我内心还是产生了一种怜悯，一种同情。然后，她就对我讲叙了一段亲身经历。她的一位女同事，因为婚外情，与她的弟弟策划并实施了一起谋杀，最后被双双判处死刑。在临刑前，婉曾经到监狱里探视过这个女人，并为她捎去了一些生活用品。几天后，姐弟俩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婉请假了，没有去刑场。但她后来还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仔细看完了执行现场的录像。婉在对我说这件事时，流下了眼泪。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来成为本书中沈蓉案件的原型。而书中的女主角，无疑带着婉的身影。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见证，更是爱的纪念。

2003年3月17日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让我震惊不已，也使《死刑报告》的写作加快了步伐。那些天，我不断收到海内外朋友的电子邮件，对人权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又一次如此强烈地激荡在我的脑海里。在写作《死刑报告》的日子里，我时常半夜起床，键盘的声响仿佛心的跳动，等一节写完，曙色已经涂满了北京的城郭。对我而言，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了却了自己一个心愿。《死刑报告》由《花城》杂志2003年第六期发表，现在，我把它交给一贯与我合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潘军

2003年10月19日，夜半，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