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的局限（3）

仅仅有大学的知识是不够的。大学所学的是科学知识、规范和科学的方法。在大学里讲授“知识的基础”和“专业的基本内容”，同时解释一般知识的来源、性质和建造的状况，也就是科学方法，对于一切学科都适用。依此，大学从教会和太学（国家干部培训基地）分离出来，成为现代知识和现代观念的本营。另外一方面，由于大学包含着培训专家的任务，所以有条理、有系统、有效率地传授各学科的基本内容常常占据大学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由于社会分工的细致、学科知识的巨大积累和工作机会的激烈竞争，专业内容的教学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种“特务训练”，为的是使学生完成学业后可以致用。而专家们对本学科中的成果追求越来越专精，比如我在海德堡有个邻居，因为测定了细胞膜上的电位差，而获得诺贝尔奖；有个日本教授因为研究敦煌卷子上的朱点（用红色在墨迹旁句读、注释和补正）而获得国家人文科学最高奖。他们分别是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他们的课题与成果，以及他们的思路、方法和研究技术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基本上不显现为“知识”，更不显现为“知识的基础”，容易使学生忽视基础的整体传扬而迷失在表面上有效（出成果）的表象中。

所以，要为科学家设立教授的位置，并要求教授给本科新生讲授基础课，才可能揭开表象，让大家了解专业的基本内容。而大学开设通选课（北大），要求数理人文艺术（指艺术学）学分（美国大学），规定必修副修专业两门或第二主修一门（德国大学），不仅是为了教授专业（专业教学问题你们各自的老师会用四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教导你们，我不必讲），而是为了强化基础，当然是指一般知识和基础。专业是人为的，根据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专业会发生变化，有些扩展，有些萎缩，有些开生，有些灭闭。所以基础课程就为专业的变化作了准备。更何况一个学生在校的专业与其一生境遇不可能一贯，更多的生活的智慧和人生的展现不是靠专业知识，而是靠基本修养来支撑的。

一般的知识的基础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范畴。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表述。我们在大学里一般秉承大学的传统，分为文科和理科。北大有两个专门的部门管理这两个方面，称为社会科学处和自然科学处。其他的院校又有理科与工科之分，在北大称为基础性学科和应用性学科。早在50年代，中国教育体制仿照苏联现行体制作过一次院系调整，把理工强行分开，比如将清华大学的文科系、理科系（基础性）并入北大，把北大的工科（泛指应用性学科）并入清华（如建筑系）或其他院校（如医学农学分出独立）。如今，中国正在进行大学合并，许多大学都能通过合并和创建，建立一个完整的大学。

文科分为社(色色小说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大约可以比作工科和理科的区别，但是实际学科结构要复杂得多，是因为所谓文科者，是将研究者“人”自身也部分和全部地同时作为被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