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政府
波德莱尔与政府
就像他在恳请法兰西学院一事上自相矛盾一样，波德莱尔在恳请政府的时候已经自相矛盾。
1855年的时候，他或许依然意志高昂，不取悦任何权力机构。是年12月20日，在向奥皮克夫人转述了他刚刚与监护人的一席谈话之后，他这样写道：
今天早上，我还对安塞勒先生说到一件我认为理应如此的事情。我跟他说，那些文人都没有我这么骄傲，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一位部长、任何一个政府下面做过什么事，您想要我去做所有文人都做的事吗？向一位部长去要钱，这让我厌恶，而这几乎是一种惯例，有基金为此而设。至于我，有一种骄傲和谨慎使我一直远离此类援助。我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政府那些卑鄙下流的废纸上。我更喜欢求靠大家。
到了1857年，他不可能再信守诺言了。他欠所有人钱，只要他能找得到的债主，他都请求他们的帮助。他欠报纸和出版商的钱，完全是靠抵押借来的。就在《恶之花》出版前夕，他向公共教育部部长提出一项请求，以获得“科学与文学基金的鼓励”。几天后，居斯塔夫·罗朗先生阁下批示了两百法*郎，作为“特项津贴”发给了他。
此后，波德莱尔又多次请求政府的援助。1857年11月，他的书被判罚之后，他甚至求助于第三帝国的皇后，请求减免轻罪法庭判决他的三百法郎罚金。1858年1月20日，司法部从这笔罚金中减去了五十法郎，而公共教育部已经在1月18日拨给他一百法郎作为第二笔津贴，以便他支付这笔罚金。
人们如此频繁地引用波德莱尔于1857年9月收到的一封雨果的信，也就是在《恶之花》的官司不久之后，以至于在很多人眼里，诗人成了帝国的牺牲品之一。雨果在信中写道：“政权称之为正义的东西，以它称之为道德的名义对您作了判决。”尽管如此雄辩，但这种说法脱离了事实。政权的错误乃至罪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其个人而言，波德莱尔并没有受这个政权的苦。他曾是最狭隘的布尔乔亚的牺牲品，无论布尔乔亚如何忏悔，在精神方面如何欠缺，祈祷书成了他们的世俗小本本。当检察官追究他的时候，当第六法庭判决他的时候，法官们并没有因政府的暗示而让步，他们也没有从《箴言报》的意见获得灵感，爱德华·蒂埃里刚刚在这份官方报纸上为这部备受指责的作品大唱赞歌，法官们认可的是《费加罗报》的评判，据此，《恶之花》的作者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写出如此这般畸形可怕的书并将它广而告之，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谁也无法为他的错误辩解”。
这也可以解释，在1866年那个悲愤交加的时期，波德莱尔几乎指责一切人与事，他喊叫着自己的厌恶，不但针对他逃离开了的法国人，同时也针对他想要逃离的比利时人，他并没有想到要归咎于政权，而雨果曾将《恶之花》的判罚归罪于它。
波德莱尔与政府
就像他在恳请法兰西学院一事上自相矛盾一样，波德莱尔在恳请政府的时候已经自相矛盾。
1855年的时候，他或许依然意志高昂，不取悦任何权力机构。是年12月20日，在向奥皮克夫人转述了他刚刚与监护人的一席谈话之后，他这样写道：
今天早上，我还对安塞勒先生说到一件我认为理应如此的事情。我跟他说，那些文人都没有我这么骄傲，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一位部长、任何一个政府下面做过什么事，您想要我去做所有文人都做的事吗？向一位部长去要钱，这让我厌恶，而这几乎是一种惯例，有基金为此而设。至于我，有一种骄傲和谨慎使我一直远离此类援助。我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政府那些卑鄙下流的废纸上。我更喜欢求靠大家。
到了1857年，他不可能再信守诺言了。他欠所有人钱，只要他能找得到的债主，他都请求他们的帮助。他欠报纸和出版商的钱，完全是靠抵押借来的。就在《恶之花》出版前夕，他向公共教育部部长提出一项请求，以获得“科学与文学基金的鼓励”。几天后，居斯塔夫·罗朗先生阁下批示了两百法*郎，作为“特项津贴”发给了他。
此后，波德莱尔又多次请求政府的援助。1857年11月，他的书被判罚之后，他甚至求助于第三帝国的皇后，请求减免轻罪法庭判决他的三百法郎罚金。1858年1月20日，司法部从这笔罚金中减去了五十法郎，而公共教育部已经在1月18日拨给他一百法郎作为第二笔津贴，以便他支付这笔罚金。
人们如此频繁地引用波德莱尔于1857年9月收到的一封雨果的信，也就是在《恶之花》的官司不久之后，以至于在很多人眼里，诗人成了帝国的牺牲品之一。雨果在信中写道：“政权称之为正义的东西，以它称之为道德的名义对您作了判决。”尽管如此雄辩，但这种说法脱离了事实。政权的错误乃至罪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其个人而言，波德莱尔并没有受这个政权的苦。他曾是最狭隘的布尔乔亚的牺牲品，无论布尔乔亚如何忏悔，在精神方面如何欠缺，祈祷书成了他们的世俗小本本。当检察官追究他的时候，当第六法庭判决他的时候，法官们并没有因政府的暗示而让步，他们也没有从《箴言报》的意见获得灵感，爱德华·蒂埃里刚刚在这份官方报纸上为这部备受指责的作品大唱赞歌，法官们认可的是《费加罗报》的评判，据此，《恶之花》的作者是不可饶恕的，因为“写出如此这般畸形可怕的书并将它广而告之，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谁也无法为他的错误辩解”。
这也可以解释，在1866年那个悲愤交加的时期，波德莱尔几乎指责一切人与事，他喊叫着自己的厌恶，不但针对他逃离开了的法国人，同时也针对他想要逃离的比利时人，他并没有想到要归咎于政权，而雨果曾将《恶之花》的判罚归罪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