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郭嵩焘的崎岖人生（3）（1）

换之，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所谓系统性**是指只有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中，**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且久而久之已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

郭嵩焘或许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亦正在此。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只能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调往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任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八年。

名教罪人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这八年中，洋务运动正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展。这八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五十万两白银方从台湾撤兵。无论愿意不愿意，清政府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务的人才。

1875年年初，闲居八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生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此时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即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当时即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外交”观却并无改变，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他们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激奋，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要砸郭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