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郭嵩焘的崎岖人生（2）（1）

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他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已，因为他破坏了官场存在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惊人严重，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征税名目，在政治严重**的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举动，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自己。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临行前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玉池老人自叙》）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接待恰成鲜明对照，使他初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进退，动辄生咎。”（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

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如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令行即止，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但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自根**，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郭嵩焘一生为后人所重

究所举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养知书屋文集》，卷九）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随之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况下，运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