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那五 附录（6）

作者的市人小说，写民俗而不媚俗，不是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但也不故作高雅，用“雅士”的目光去俯视、嘲弄，鄙视市俗，作者把描写市人和民俗生活作为小说的正宗，态度严肃，笔姿真切。这些作品虽然画的是北京三教九流的众生相，也没有回避某些纷纭杂沓的市俗场景，但是作者以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小说的灵魂。传统的市人小说往往以市民眼光写市民，邓友梅则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去观察、体验和剖析北京的人世态。他的一幅幅趣盎然的民俗画上显现的民心民气民德和民风，无不映照了时代的色彩和历史的影相。画面的历史认识价值，市人形象的美学价值，启迪心灵的教化作用，这三者在北京民俗风味的画面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三

邓友梅的市人小说与通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着共同的属性，注意细节真实，注意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它作为“民俗学风味的小说”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民俗风味小说不同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这一类政治色彩浓烈的社会问题小说，那是作家用烈火狂飙似的感喷射出来的作品。民俗小说的作者也要具有炽热的爱憎感，但他不是用火山爆一样的喷射的方式，而是让感像涓涓细流似的悄悄地流淌着；他不是用电闪雷鸣的艺术形象去惊动读者，去燃烧人们的心灵，而是以饶有致的风俗画去陶冶人们的感。因此。作为民俗风味小说具有迥然有别于一般小说的独持画面。这种小说的结构成分，必须有自己的带有浓厚民俗味的“基本人物班子”，如同作者所，“必须有你自己创造的人物，除了你，别人没有的人物。”1那五，画儿韩，金竹轩，乌世保，何明义等等，他们的经历、身分及其性格特征，无不撒上了北京历史的烟尘，带着浓郁的民俗色彩而进入当代文学的画廊。他们独属于邓友梅的。作者的这套“人物班子”，我们已在前面论述，这里无须赘。需要探讨的是，构成民俗风味小说还有哪些独特的艺术因素。

民俗学，它的国际名称叫folklore，是一位名叫汤姆斯的英国学者于1846年提出的，它的意思是指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和口头故事、歌谣等。在我国，北京大学1922年出版的《歌谣》周刊的刊词中，最早采用了“民俗学”的提法，正式提出了对民俗的研究。民俗包括广泛的内容，诸如婚丧礼仪、居所陈设、交往礼俗、酒食服饰，等等，都是民俗风尚的内容。一个民族的民俗，有阶级性，历史性，传承性和变异性，同时还有地方性。邓友梅所写的北京地区的民俗风味小说无疑是接受了传统艺术的影响，他喜欢戏曲，愿意听说书，他自己也能说出相当精彩的段子。但作者对笔者说过，他起意写北京民俗，主导原因不是效法传统的艺术形式，而是生活激了他的美学追求。他的初期作品如《小英子》、《成长》、《“抹灰大王”认师傅》等，显然是接受了赵树理小说的影响，故事性强，语通俗，明白晓畅。今天看来，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取材于北京的市井生活，也不能算是风俗画，但从艺术特点说，它们隐埋着作者现在所写的民俗小说的种子。50年代中期表的《在悬崖上》，这是作者创作上的第一个**。不过，它没有作者早期创作的影子，反而烙印了苏联文学的痕迹。然而，意外的事件打断了他对那种带点“洋味”的文学追求，他被摘除了作家的“桂冠”，驱赶到社会的“底层”，结识了满清贵族子弟，也有武术世家，戏曲名角、手工艺人等各种行业的“老北京”。他和他们过从甚密，形象已烂熟于心。他现这些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不用民俗画似的彩墨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趣。政治旋流中挫了他的创作，他的生活“还俗”了，但也埋伏了今天他写民俗小说的契机。

作者的民俗风味小说的艺术特点是，注意描写北京这座文明都城特有的习俗风貌，用多彩的画笔来描写具有民俗形态的生活细节和风土人，构成了一个个具有浓郁的民俗风味的人物活动的场景。在北京作家群中，以风俗画著称的大有人在，但他们又各有不同的艺术追求。邓友梅和刘绍棠都是北京地区风俗画的能手，他们之间除了在选材上有着城与乡、市人与农民的区分，在风俗画的结构因素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别。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也写了望日莲的“七·七”、“拜月乞巧”以及新郎新娘双双拜“花堂”的传统民俗，然而，他的风俗画框里的主要色调是由京东运河的水乡风物和秀美的自然景色而构成的，抒写了田园牧歌式的调。邓友梅也写北京城的自然风光，如对陶然亭一带的景色的描写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他的笔墨对天然景色是很吝啬的，主要还是用于对文明古城的文物书画，对人物的服饰、室内的陈设，对各色市民的生活趣和风俗习尚的描写。请看一看《那五》对昔日的三教九流汇集的天桥是怎样描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