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后记（4）

一直没有生变化的是我的自信心。***我对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标和坚守的人生态度一直有信心。我可以有错误，可以不断调整纠正自己，而人生目标是明确的。这个人生目标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比较陈腐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那一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问：那么这二十年来您的创作是怎样的一个展过程？

答：就题材而，我的早期作品多是写煤矿工人的作品，再往后写青年大学生，毕业后到北京当专业作家，正是文学界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学有本土特色的时候，于是我大量搜集北京的民谣、方志、历史资料等，后来的小说注意向北京的地域文化展，像《找乐》、《放生》、《前科》等。就思想和艺术风格追求来说，尽可能随着文学界的思考而思考，力争有所进步。这二十年文学界的思考和创新的步子也是很大的，我只能算是一个尽量追赶文学前进脚步的人。像早期是“伤痕文学”，揭示“文革”问题；后来觉得“伤痕文学”不应停止在简单的抗议和呐喊层面，由此开始向写人生过渡；后来又觉得我们的作品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反映得不够，因此又有了“寻根文学”。此后又有了对风格和艺术表现多样化的重视和追求。文学的深化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随着作家对生活和人生感受的深化而深化的。当然，这一思考和创新过程难免有所失误，谁都一样。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开始重视艺术技巧，有不少作品对海外作家作品的学习有生吞活剥的倾向。但不可否定作家们对艺术创新的追求。

问：您目前的创作状态如何？

答：自从1995年到作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以后，行政事务投入得多了，我只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受杨沫同志的嘱托，和李功达一起改编了电视剧《青春之歌》。当然行政工作也是一种经历，艺术积累没有停止，为了保持自己对生活的敏锐性，这期间写了八十至九十万字的日记。

当然也有一些构思，却一直舍不得写。有些作家很能干，坐在主席台上也能写，但我不行。我写小说必须完全静心，什么人都不能见。因为写小说时需要作家变成自己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如果写半截被打断，再找回来很难。我也曾经写过五六万字，被打断了以后就一直放那儿了。或许我就是这么低能。因此现在只能写点评论，写点短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找到时间去写。

问：回顾二十年，您如何评价自己？

答：工作尚负责，为人尚宽厚，思想尚活跃。我的缺点是不少事缺乏说“不”的勇气。

问：很多人觉得目前的纯文学作品越来越难以读懂。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只想说一点个人看法，和作为什么什么副主席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倾听最好。

第一，文学当然是个人感和心灵体验的外化，但这感和心灵从来就有深厚与肤浅、狭隘与博大之别，你如果只是自恋于自己的小悲欢，对生活对人生对人的感世界没有崭新的现，那么读者为什么要喜欢你？新时期以后的文学恢复了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张扬和肯定，但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人格魅力、是否能转换为作品的魅力，这是现今作品能否征服读者的关键。第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作家们越重视叙事的艺术，越追求自己成为一个文体家。这无疑是好的。但我以为，要在“文体家”前面加上“成功的”三个字。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文体家，如何更淋漓尽致地、更准确地对生活和感作出艺术的表达，而不是仅仅把文体作为个人羽毛的炫耀。我以为，这就是一些作品“看不懂”的症结所在。

问：但纯文学毕竟不是大众文化，不是单纯的迎合，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提升普通读者文化水准和审美趣的作品？

答：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文学的确有提升我们的读者审美水准、丰富其审美经验的功能。但我以为，提升的方法不是让他们看不懂，而是用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去征服他。是一种艺术征服过程中的提升，而不是故弄玄虚中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