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后记（2）

当时我决定不考大学，除了认为作家必须从工农兵中产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已经把数学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

但我妈妈坚持让我考，我也想验证一下她的话，当年我妈妈让我读书，果然现在有用了，要高考了。那么现在我妈妈又坚持让我参加高考，我也想再验证一下。

考完回到矿里遇到一个朋友，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就是题太简单了，都是一些常识的问题，很多人用了五十分钟就交卷了，我估计分数根本拉不开档次。”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问别人了，他们根本不会答。这十年，他们都已经不读书了，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算个读书的，所以你能答上来。”我的考试分数在我那个地区还是不错，最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问：在井下的时候想过自己将来要干点什么吗？

答：开始是很茫然，惟一支撑的就是看书。后来，从七十年代开始现有文艺作品表了，也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能从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强。但这也很渺茫。因为一方面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化**主义很厉害，真做文化工作，又觉得有相当的危险。不过，当时还是想，要是能有机会调我当个编辑也挺好啊。

问：您觉得十年的矿工生活和四年的大学生活，您各自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答：矿工的经历主要有这样几个收获：

第一，你知道中国还有人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辛苦的做事，你不能不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充满了感，不能不时时关注中国国。

第二，能吃苦，对苦难有达观的态度，对挫折能坦然面对。当时在井下干活的时候，我每天都是早上四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前一天下班脱下的衣服，因为又是水又是汗，已经冻成铁板了。我要把它掰开，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那件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衣服下井干活儿，八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每天从上班准备到从井下出来的时间得十几个小时。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因此我腰被撞折之后第一次醒来，一般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一定非常痛苦，其实我第一个念头却是感到非常庆幸——第一我没被撞死，第二看来我是不用再干那么苦的活了，第三则更重要，因为我当时正倒霉，政治上挨整，受了伤，也算是可以躲过运动的风头。能扛过这一切，还有什么苦能吓倒你？

有关在大学的收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写我上大学的感受。

我觉得七七、七八级不仅只意味着一群年轻人的命运转变，而且是一个民族命运的转变。我们是如此真切地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兴起，北大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比较前沿的地方。我们当时天天晚上躺在床上争论的是“凡是派”还是“实践派”之类。当然，对于每一个人，也都会有独特的感受。比如我，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真正理解了人应该怎样坚持独立精神的操守。北大是一个鼓励人们独立思考的地方，鼓励各种不同的思考，鼓励你对别人的思考抱以尊重和吸收的态度。1978年以后的北大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这就使我们得到了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的训练。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到北大以后，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我请到上海，改我一个电影剧本，准备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那个片子的调子当然还有“文化**”时代的影子，是那种比较浅显的，没有什么独特思考和个性的电影。就在改的过程中，上海《文汇报》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我看了以后，第二天就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说：“我走了，我回北京了，我不改了。”他很奇怪：“为什么不改了，都定为献礼片了。”我说我感到一个新的文艺时代要开始了，那样的文章我不愿意写了，我要写新的文学，能说出我心里话的、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能够说出真话的文学。当时很多人还觉得很可惜。我说算了，不拍了。从上海回到北京，我继续念书，写我的《盖棺》、《流水弯弯》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