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者与编辑的缘分（2）

我想起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的故事，据《资治通鉴·齐纪二》，此人“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有一天，他跑去对齐武帝说：“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经为他儿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儿，他还嫌不过瘾，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

纪僧真怎么出这口恶气，史无记载，但这股憎恶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名毒火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以后，疯狂灭绝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恶行，得以猖獗的由来。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许多精美雕刻的脑袋统统干掉？为什么“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也如出一辙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萨的头部不可？后来，才恍然大悟，所谓“打砸抢”的“砸”，就因为那雕像上一双双凝固着历史文化积淀的眼睛，使他们那空虚干瘪的灵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动手去敲去砸，还要踏上一脚的。

如果谁有兴致趁着当事人尚未死绝的况下，将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运动双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识面、智商值，作一个调查的话，准会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那就是，在一个陷入无理性状态的社会中，必然是无能的人，胜过有能的人；无知的人，压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驾驭智商高的人；学问不大的人，领导学问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队伍中间，那些写不出好东西，甚至写不出像样东西的，就要把写得出东西，尤其写得出好东西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种知识分子受制于非知识阶层的权杖，唯有俯听命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二十五史”和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中的不正常时期。莎士比亚先生在他十四行诗里哀叹过的境遇，仅仅是生在十五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时期吗？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李敬泽编这部小说选集时，挑来挑去，“文革十年”，无可选，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写的大毒草外，基本也无可选，不禁感慨嗟叹再三。这一点也不奇怪，政治运动一起，实际是给小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无聊草包，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的蠢货，得以拿起铁鎚，去砸碎他们所嫉恨的一个个雕像的头。

头都掉了，还有小说吗？

按照这种规律，我想，即使我不写《改选》，也在劫难逃。

于是，我也就不悔这一次文学的选择。

说到这里，还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现在，那座小院已经荡平，只留下一棵槐树，算是这段文字之交的见证。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编辑，文学的助产士，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那时我二十七岁，写出被误以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写出“隐含的敌意”，写出“恶毒”，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器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谢谢啦！

我很幸运，在我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绝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们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