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与编辑的缘分（1）

一次，《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我谈起，他编一部当代短篇小说集，在通读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后，突感想：“老板——”他总这样称呼我，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同事过几年，“恕我不客气地说，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们那一代人的小说，看了以后，就数你这篇《改选》，最为‘恶毒’呢！”

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论点，我只有啼笑皆非。

如果说《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编的领衔人物当之无愧；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话，李敬泽，则是年轻一代编辑中的翘楚了。他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十分挥洒自如，所以，他对于《改选》的评论，不能不说是颇有识见。

老实讲，“恶毒”一词，并非始自他的褒誉，五十年代，当时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这个词批过这篇小说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说之为小说，了解小说创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写小说的人自己，和也写小说的同行，第二是编小说的人，第三，才是评小说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对于《改选》的“恶毒”说，这两位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内涵已截然相反了。

这样排位，说起来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时下厕身其间的，所谓评论家那支队伍中的某些爷们，对不起，狗屎者甚众，起哄者不少，无知者更多，真正讲出点道理，哪怕只字片语，像点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写作人和读书人心折者，又有几多？所以，这些年来为文，我宁肯相信编辑的第一感觉。同时，我也屡屡劝过一些年轻的同行，少给评论家派红包。

因为编辑现作品，推出作家，是他们的天职，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凡出于敬业之心的编辑，无不要一期一期地编稿件，那是责无旁贷的事，印刷厂是订好合同的，不能随意拖延。逼得他必须及时对作品作出判断，他思考的位序，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为关键；而无任何契约关系的评论家，评多与评少，评好与评坏，评谁不评谁，想评不想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评论家对作家的亲疏、近远、好恶、生熟程度，是决定他评论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为二十个戈贝克写一篇吹捧文章，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也许不干，但不一定会被今人视作楷模。

所以，新时期文学能有二十多年的进展，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努力，倒真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的。

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真识货者，编辑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样崭露头角的？而从五十年代丁玲还十分当红时，对叶圣陶先生特别恭谨的态度看，很大程度由于她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表，现她的编辑，正是这位老先生的缘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别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还不曾见过，但愿只是我孤陋寡闻。

但在当代文学史上，编辑把作者推到文坛上来的例子，多不胜数。一炮而红，洛阳纸贵，一奖成名，衣锦荣归，让我这个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点把命送掉的倒霉蛋，艳羡不已。于是，我对李敬泽感叹系之：“这篇《改选》，倒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与初当编辑者的崔道怡一段缘分的开始。要是当年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的他，把《改选》往字纸篓里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也许从此与文学无缘。”他说。

但我说，无缘是可能的，却未必能不当“右派”。

或许这是题外的话了，照着那时候提倡的阶级路线，进城执政的农村干部，以及他们所提拔信赖的基本上文化极低的工农干部，对于知识分子的那种“非我族类”的排斥心理，是相当严重的。尤其自身无法于短时期之内知识化起来，就更增强一种敌视知识、仇恨知识分子的报复心理，恐怕我就甩不掉“右派”这顶桂冠。

即使我申请作狗，也不行。因为一条有文化的狗，对无文化的人，也会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你写了小说，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说，他不会写小说，即使写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觉认为应该比你强。可文化，知识这些东西，硬碰硬，纵有革命资本，也帮不了忙，于是，他只有在政治上压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