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朗廷路W1（59）

好了，这就是我经历的五十年代，捎带着前后两个年代的末尾和开端（1949至1962），就像一个年代经常会向前后延伸一点。我在1962年秋天搬进新房子。著名的62、63年之交的冬天就在前面，整整七个星期，寒潮蔓延了整个国家。还有一场糟糕的大雾，但不像过去那种可怕的黑雾那么糟，后者已经败给了《净化空气法案》，但我那雪白耀眼的墙壁还是在那场雾中丧失了它们的清白。这不是因为新做的窗框不好，而是因为紧闭窗户让我受不了。查林顿街和苏默斯镇的其他街道，家家户户的水管都结了冰，只有我家的没有被冻住。当水理事会放在街角的水塔也结了冰，我就给58号供水。我在《特别的猫》这本小书中描写了这场冰冻。

我举办了一场盛大喧闹的乔迁派对，邀请了所有参加过装修的人。派对进行到**，跟我隔了两栋房子的那家人的男人来到街上，大声骂我。我想，好了，我现在住在工人阶级的街区了，我就入乡随俗吧。我出门站在台阶上，叉着腰，冲着他喊，让他闭嘴，不要再扫我们的兴，干嘛不一起进来开心？

彼得和他的朋友目睹了这种不像贵妇的举动，感到难为。

“这就对了，亲爱的。”莉莲·皮尔斯从她的窗口说，“你不要理那个肮脏的老东西的胡话，也不要让他进你的房子。”

几个月后，我收到市政厅来的《强制购买通知》。就是说，任何权力机构要求买你的房子，你都必须卖给他们。我一直设法拖延，一直拖到将近六十年代末，终于有一天，我跟市政厅的代表一起站在搬空的房间里，移交钥匙。我母亲的女儿交出的房子一定得是光鲜整洁的，整栋房子从上到下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个男人充满了官员式的和蔼，称赞我的房子很干净。

我们离开没多久，在邻街修整房子的市政工人就来了，他们拆走了我那栋房子里面所有的暖气片、水管和锅炉。莉莲·皮尔斯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给市政厅打了电话。市政厅便派了个门卫守在门前，从晚上6点守到早晨6点，但房子的后面却是敞开的，于是那些工人继续溜进来，拿走漏网的东西。这种况持续了几个星期。莉莲·皮尔斯告诉市政厅，后门没有人把守，放了小偷进来，但那些小偷就是市政厅自己的工人，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会调查这件事的。

那栋房子空置了八年，在这期间，市政厅一直在争论，应该怎么处理那个区域，他们不断地改主意。我本来可以跟他们打官司，但明智的人怎么会让自己卷入这种事？我已经在卡姆登市政厅的辖区居住了三十多年，目睹了难以置信的失职和**。我写下我看到的景——一份控诉——从被强迫“住新房”苏默斯镇的居民的待遇写起。然后我不得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执迷于这个主题？我知道，这是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行政区，他们自鸣得意，正像那些**国家，自吹自擂，妄自尊大；他们就像那些喝醉的吹牛大王，衣冠楚楚，但你看到他们忘了系扣子，露出了事的真相：一个毛茸茸、长着疥疮的红色臭屁股。我为什么期望这个行政区的况会更好？当然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词。如果卡姆登市政厅是保守党掌权，我会写下这样一份充满怨怼的记录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会想：“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所以——够了[原文这里是意大利语。]。够了。别再说了。我这种年龄的人总是现自己面临着这样的境：一个年轻人看着你，竭力不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他们委婉地、尴尬地问：“但是多丽丝，告诉我——你说，你希望社会主义行政区比保守党的行政区更好？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她）认为，我只是又一员老将，反复絮叨在我看来重要的事。而我却再次明白：长达几十年（两个世纪？）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们仍然都站在大写的“进步”的自动扶梯上，整个世界都在繁荣上升。有人挑战过这种快活的乐观主义吗？我不记得有。这是一个经历了大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世纪，一个为了国家的消亡、为了实现人间的天堂而不惜做出过可怕牺牲的世纪，人们热澎湃地梦想过乌托邦、仙境和完美之城，尝试过社群和共同体，尝试过合作社、集体农场和集体农庄——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难道还有谁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会心存感激地安于政府的一点点诚实、一点点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