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就又回到了附近的超市，随便买了几支，提着回家了。老伴儿见我回来了，忙问：“买着了？这小祖宗可在一直盼着呢。”我走到老伴旁边，在她耳边低低地说：“这种牌子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卖的，我随便买了几样，你就骗骗她吧！”老伴说：“这能行吗？”我说：“反正她也不认识，就试试吧！要不她闹起来可没办法。”

这个办法当然行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孙女高兴地吃着她要的“伊利四个圈”，老伴也高兴了，她就怕孙女闹。我就回到了我的桌子边，从退休后，我就一直想写点儿东西，但时间过去这么长了，我始终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经常是写了撕，再写再撕，很少有自己满意的。

我想从自己懂事时写起，那大概是在十二三岁吧，我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跑步进入**，集体食堂，大炼钢铁…

我的家乡在农村，普通的中国小乡村，那一年，村里的广播喇叭每天都吼个不停，我记不清是喊什么了，我只记得爸爸让我和弟弟抬着家里仅有的一口锅送到生产队去，那是爸爸刚从锅台上拆下来的，我有些不可理解，锅没了，以后怎么做饭吃呢？结果爸爸大声吼着，“让你送你就送，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我只得和弟弟抬着去送，弟弟长得很小，抬锅很费力，我们就走会儿玩会儿，一里路走了半天，回家还让爸爸踢了一脚。

后来我们家就真的不再做饭了，我每天都到生产队临时搭建的大棚子里吃饭，妈妈就在那里面做饭，但是饭却一天比一天差，有一天我问妈怎么没有好吃的，妈说好吃的都在山上没有人去收拾回来。我问那爸爸呢？妈说他在干活儿。我问干什么？妈说炼钢。后来放学后我就到了山上，我发现满山的地瓜花生，却没有人来收，都烂在地里，我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没吃的，它们却烂在山上无人过问？

对于那段记忆我是没有权利去评判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虽然现在有了，但我对当时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即使有能记着的，我也不知道记的是不是就是正确。

所以我真正有资格去评论的是从清理走资派、当权派开始的。二伯是村支书，那时他却整天要戴着高高的纸帽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去游街。二伯家的墙上被刷满了标语，二娘每天都哭丧着脸，一听到街上有敲锣的声音，就吓得浑身发抖。尽管爸爸声明和二伯断绝兄弟关系，可我们家还是没有免遭牵连。我不能戴红袖章，不能和别人一起去串联，他们不允许我加入他们的队伍，所以我没有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活着的时候到**广场去见他，我见他时，已是在他逝世二十几年后了，那一刻我在外面，他在里面。

那时的斗争让人防不胜防，昨天我记着毛蛋他爸还押着二伯游过街，今天他们家的墙上也被刷上了标语，毛蛋他爸也戴上了纸帽子，脖子上挂着纸牌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沿街游行。我听说是毛蛋有个什么堂爷爷在旧社会到南洋去当了劳工，现在有人说他是大资本家了。后来一次我回乡下见过毛蛋，问他那个当资本家的爷爷的事儿，他气的说，“我也一直都在找，如果真能找到，我现在也不用这么受穷了。”我想他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他根本也没有那做资本家的爷爷，或许他爷爷早在一次劳工暴动中被军警打死了。

那段岁月，我真的不想回忆，因为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场梦，甚至还不如一场梦。那时候的人其实都应该是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思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那段岁月的沉重，但我不是因为它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伤害，而是那些年毁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直到今天，我们始终都没有走出它所带来的桎锢。

真正的生活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时我的儿子都已经上学了，我也通过努力在这所城市找到了工作，在机床厂当了多年的工人了。那一年的确很热闹，农村的地都分给了老百姓自己，想种什么他们自己说着算，而且收入也是他们自己的。城里更热闹，东西再也不用凭票买了，什么布票、肉票全都不需要了，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去买。所以在一霎那，钱这个我们以前最不屑一顾的东西成了最硬的通货。我的钱是固定的，就是每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收入了。不过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钱多了也不是件好事，说不定哪天再定成分，钱又成了区别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的标准。

我住在城里的“棚户区”，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口，能有个住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想起分房这件事，我就觉得一阵的自豪，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了。这只是两间平房，很旧很老了，是以前的工人分房时交出来的私房，他搬楼房了，自己家的平房当然是要捐献给公家了。按照当时的排名，我是分不到房子的，所以别人都在忙前忙后，急着向厂长家送礼时，我一点儿也没着急，我想，我急也没有用，还没我的份儿。可就在分房子的前夕，不知谁得到消息说，厂里准备盖一栋楼房，今年就要破土动工，有了这个消息，能分到房子的人都开始沉默起来，他们想的当然是能分到楼房多好，谁还会要这旧平房。我不这么想，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和别人比，也别想那么多，能搬出这集体宿舍，有这平房也就不错了。所以等报名结束时，名单上就我一个人，房子自然而然是我的了。当时有人说，真傻冒，等着分楼房多好。只是事情和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厂里并没有盖楼房，因为厂里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还哪儿来的钱盖楼房？厂子的效益大幅滑坡，原因是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国外的产品技术水平既高，价格又便宜，一下子将我们的市场完全占领。

我印象最深的是厂长的脸，从那天开始就再没有见他笑过，几个月后他被调走，同事传言调到局里出任什么领导去了。后来我见过他，那是他走后好几年的事了，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骑着一辆“大金鹿”，见到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问厂长上哪儿去，他说没事儿，去买点儿菜。再后来，同事们都纷纷传言说，老厂长并没有升官，他把一个厂带垮了，又怎么可能升官呢？上面把他调走后给他安排了个闲职，没几年他就退休了，现在他在农贸市场贩卖海产品，有人在那儿见过他，穿着中山装，拿着一杆称，在那儿卖扇贝。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见他那次就觉得他身上一股很浓的腥味。同事们都在感慨，想当年这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出入做的都是进口轿车，现在他只能骑自行车，去做了一名小贩。可生活就是这样，你必须要活下去，所以为了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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