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霍英东之交往(2)

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清楚了。”

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让我参考。

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温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

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号的私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们在北京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

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历史。

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

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认识回应对方。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

当然，真实的霍英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于我而言，写人物传记不存在为传主歌功颂德或对传主批判贬毁这个问题，因我总喜欢把人物当作历史来写，希望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变迁。史诗色彩始终是我写人物传记最高的追求。当然，要达到这种效果，那又谈何容易?但我还是期望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

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

我注重历史感，因而内容的真实是我写传记作品时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作品内容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南华早报》一名记者较早前访问我时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写人物传记，涉及到人物的阴暗面时，怎样处理?”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会回避。”

这本《霍英东全传》是否做到这样呢?那还须由读者来评说了。但有一点，我可以大胆地说，关于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时常对自己讲：如果不奉行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言论，那又何须辛苦抓笔、惨淡为文?

冷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