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霍英东之交往(1)

——作者自序

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历在目……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节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

那3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谈一谈……”

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

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书)说影印了一份稿给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

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他也提到《霍英东全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记得是在哪里了)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的一个儿子(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唔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霍在北京的秘书)、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

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

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本书?”

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我反问他。

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