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流氓的主体仍属于处在社会下层的平民、贫民阶层，他们也有自己的意识及文化兴趣。尽管流氓是平民、贫民中的不良分子，即他们时常违法犯禁，与朝廷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传统教化伦理格格不入，他们的文化兴趣倒是与一般平民趋于一致。这就是说，他们与渗透于平民阶层的俗文化相亲合，而与士大夫的雅文化较为疏远。当然，不排除有的流氓头子，一旦成为暴发户以后，附庸风雅，藉此进入上流社会。一般来说，流氓受教育有限，识字不多，有些甚至大字不识几个，所以，其文化兴趣必然受到下层大众文化心理的影响。他们对朝廷所确定的以儒家伦理规范百姓的做法极为反感，不愿做一个以耕织为生的“顺民”，而是希望摆脱土地的羁锁与束缚，到处游逛，自由自在。基于此，他们又容易沾染上不少市井阶层无赖的不良习气，酗酒、赌博、嫖娼等吃喝嫖赌样样俱来，而且在处事上不乏油猾、刁钻，有时带有几分狡黠、诡谲，更甚者则野蛮粗暴。

可以看到，传统的农民意识在流氓群体中根深蒂固，尽管他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终究无法脱离农民意识的拘束。流氓与传统的农民在文化兴趣上有诸多雷同之处，他们虽不愿对朝廷规范的官方祭祀活动表示尊敬，却与农民一样，对民间的宗教祭祀活动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佛道信仰及民间的宗教信仰在这些人中间仍十分流行；他们对儒家经典虽无多少好感，对孔孟或儒家的先贤不屑一顾，却对流行于民间的戏曲小说及民歌兴趣盎然，对梁山泊众绿林好汉肃然起敬，对关云长这样的侠义英雄顶礼膜拜。

同时，流氓意识及其行为特点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内容有密切关系。

流氓文化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劣质化，变为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此处可举几点加以说明。

其一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山头、帮派、乡土意识与流氓的帮伙观念互相契合。中国自古以来具有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和地域隔离状态，使其社会政治盛行山头主义、帮派思想和乡土观念，朝廷中的朋党、商业的行帮、秘密社会中的帮会、流氓无赖中的帮伙，都是这些思想观念的表现和延伸。流氓的帮伙观念以中国社会盛行的山头主义、帮派思想和乡土观念等社会意识为大背景，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他们的帮伙观念是建立在反社会、反理性，谋求极狭隘的私利的思想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帮伙内部发生背信弃义的事情便是司空见惯了。

其二是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主要是下层民众的文化，作为下层民众一部分的流氓群体，深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把自己所接受的传统民俗文化改造得充满流氓特点，如绰号、隐语、歃血结盟、祖师崇拜、斗鸡走狗等，本来都是中国传统民俗的重要内容，但一受到流氓的青睐，一被流氓“拿来”，就变得流氓味十足，成为流氓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其三是中国传统无赖的复仇观念。中国古代复仇观念很盛，复仇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周礼》对于复仇曾给予种种规定，复仇有法定的手续。(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战国时代复仇之风极盛。游侠风气下有专门为人报仇的刺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后代传为美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更是流传极广的俗谚。可以说，流氓的复仇观念是以中国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复仇观念为大背景的。但是，流氓的复仇观念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极自私、极狭隘，毫无正义性，且极具凶狠性、狂暴性。

其四是墨家精神中崇尚勇武刚烈的影响，以死为能，面对强敌，敢于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侠客出于墨，故常常有“墨气”，侠客是墨家的末流，故其“墨乞”常走偏和异化。流氓与侠关系颇密，所以与墨颇有瓜葛。流氓的崇尚勇武和暴力的观念，亡命也死的观念，既包含有墨家精神的影响，同时又大大歪曲了墨家精神。墨家之勇，基于“兼爱”主义原则，有损己为人之美德；流氓之勇，则是恶勇，恶霸之勇，墨家之不畏死，是以政治原则为基础的，流氓之敢死，则是为了钱财女色等极狭隘的私故，只能是亡命之徒。

流氓意识有其社会文化基础，但一旦形成，便有自身的特点。流氓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属于流民，因而流氓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游民的劣根性，具体表现为山头主义，土匪意识，见利忘义与雇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