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命运之路(4)

9月我到《新京报》社工作。在忙碌、兴奋和理想主义的状态里，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开始动笔。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天可以安静写作的时间太少。

2004年3月，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内心郁结之气终于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蓝，春天很温暖，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对联想道路的争论，我无意介入这场争论，即使我反对他们的意见，我也要捍卫他们表达的权利。但是，那是一场毫无价值的争论，一种王莽式的争论。

一个与联想毫无干系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却又怎么会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成长？不联想到中国局、中国大历史，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偶然，就不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只会像《周礼》所规定的那样，设计出天圆地方的思想。

我的书写完了，任务既已完成，心中便觉轻松；虽然此前联想似乎对我颇不放心，又邀请凌志军先生写作另外一书。

事实却并不让人轻松，接下来与联想的交涉异常艰难。有一次与柳传志总裁及联想控股若干官员对书稿的内容，双方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我主张“以史实带观点”，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柳传志总裁则希望“以观点带史实”，寻求证据以佐证既定之历史观点。我猜测柳总裁对我使用“局”的概念并不太高兴。总之，联想众官员一并附议柳总裁之倡议。我既坚持我的观点，便只好答允另写一书出版，以保证《联想局》的完整性。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联想控股一位官员请我吃饭，席间委婉地问我能否放弃写作，其提出三个建议，大意如下：比较名气、以往的成绩，凌志军老师更具竞争力，能不能我写的书后出，凌老师的书先出，以免两本书冲突；能不能补偿我一笔钱让我放弃写作；能不能用一笔钱把我的《联想局》买下来，永远不出了。我拒绝了其建议，在给柳传志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后宣布放弃写《联想局》之外的“御制书”。柳总裁回信对我的心情及选择表示理解。

后来与联想又颇多交涉，终于获许在《联想局》中使用联想档案（因此前曾签署保密协议），条件是凌志军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再出版《联想局》；除此之外，联想还给予我一笔小额的补偿，其中一部分用于兑付事先约定的采访中间产生的交通诸费用，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偿《联想局》晚出版所造成之损失。

2005年1月，凌志军老师的《联想风云》业已出版，我遵照口头之约定将书稿交予联想“核定史实”，并试图获得《联想局》使用联想档案之授权。因为仅限于核定史实，《联想局》故能保证其独立性而非一本“客户”定制的书；我也至少保持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良心——对自己及文字本身、对历史及事实本身的良心。

虽然中间因为与联想对内容的评价不一而放弃了合作，基本上处于分道扬镳的境况。

我依然要感谢无数人，作为我书中的主角，柳传志、李勤、杨元庆、郭为诸位风云人物都应是我感谢的对象，所有接受我采访的联想和联想之外的朋友都是我感谢的对象。联想控股公关外联部所有在职和离去的人都是我该感谢的对象，三年多来的交往已使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好朋友。

我要特别地感谢张涛和黄明雨，他们是我的好兄弟，前者总是为我提供他所能提供的认知，使我对写作的把握更到位，他的妻子温运娟则是一位理想的、近乎完美的读者。黄明雨是我的发行商，与他相识是我自广州回到北京来最大的收获，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他总是把他认为有帮助的一切读物介绍和提供给我。

我还要感谢只有一面之缘的陈惠湘和刘韧老师，他们的著作是关于联想的出版物中罕见的能够称为“史料”的作品，它们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感谢从未谋面的威廉·曼彻斯特、白修德和茨威格，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的惊雷》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为我的写作指明了方向。

感谢钱钢，他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好兄弟。他是我见到的最宽厚之人。再次感谢柳传志总裁，我理解了他所谓的“立意要高”，也希望这本书中“局”的概念会给他提供哪怕微弱的一丝帮助。

除此之外，我想我极有可能会写另一本以联想为研究对象的书。联想作为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明星，无疑极为优秀。其成长过程坎坷曲折，其管理及文化错综复杂，其人事之变动、观念之更迭，无一不值得关注。但是，多年来对联想的研究，大多落于若非无理性的诘责及谩骂便是无原则的褒扬与吹捧，这对联想及公众都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对联想进行善意的分析、建设性的批判，敦促其经营更趋理性、其管理更加完善、文化更加健康，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或许正是我该做的事情。在阅读了联想各种密级的档案、写完了《联想局》之后，我更认为这是我不可推卸之责任与义务。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