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命运之路(3)

没有人知道这些“海归”和“洋娃娃”将成为多么重要的棋子，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一样，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先生”。但毫无疑问，他将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许国兵与王建一起，走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他们还来得及回头，但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回头。

然而现实依旧残酷和扑朔迷离。先是在1月下旬传出联想集团并购案可能流产的流言，联想在香港股市上的股价依旧小幅下跌，因为投资者对该传言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1月27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特别股东大会，其与IBM的交易获得了99%股东成员的支持。也正在那天，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有人就“美国国会很担心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公司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进行提问，但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给出的答复是：

“关于IBM的事，我认为这是两个公司的事。两个公司具体的合法项目、并购内容等都是外界无法揣测的。如果你一定要了解中国政府对此的看法，我建议你询问信息产业部。也许他们能够提供准确答复。”

中国政府至少不会反对联想的孤注一掷，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则未必——联想对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要经过其调查批准。

那是一个由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机构，负责审核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收购行动，主席由美国财长担任；其成员还包括美国司法部等11家联邦机构，拥有调查和批准所有外国公司出资1亿美元以上收购计划的权力。虽然其调查往往只是例行程序而已，但此前和黄收购环球电讯未获成功便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从中作梗。

1月29日，美国传来消息。联想与IBM的交易被延长调查。

在未知的岁月里，这两家性格、文化、背景各异的象征公司又要迎接各自的宿命，走入或走出各自的新局、旧局。

在一个伟大而残酷的联想局中，柳传志、李勤及其联想，用一种附生于中国文化之上的智慧赢得了20年的尊重。在这20年里，他们一次次布局，一次次破局，一次次结局，又一次次重新走回局中。

他们曾拼命演习国外最优秀的管理智慧，但他们最终发现，在中国这片泥土上，只有中国智慧可以真正引领他们走向通往跨国公司的道路。

因为联想是中国企业。这是他们的选择。

补记：2005年3月9日，联想、IBM宣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批准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

3月10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驻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联想控股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代表没有掩饰获悉联想并购案顺利通过审查后的喜悦之情。同时柳传志透露，一个多月后他将不再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后记：因为时代在变

2001年11月12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联想控股公关部副总经理张涛，一个我从未谋面亦未有任何往来之人。头一天，我的老师和好朋友钱钢向我提到张涛会与我联系，让我对联想正在进行的事情提点建议。

张涛的邮件介绍了一套“丛书”，说：“联想……在17年艰苦创业的历程中，联想突破了‘四道关口’，走通了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并且在管理与运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此，联想高层领导经讨论决定，出版一套关于联想的丛书……对内进行历史性总结，对联想发展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定性。”

张涛介绍了“丛书”的进展，说准备邀请几位顾问（其中包括钱钢），“拟订邀请业界知名的，拥有IT背景并了解企业实际运营、文字功底扎实的记者在充分了解联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撰写相关文稿。”

我收到邮件后，遵照钱钢的“指示”迅速与张涛进行了联系。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联想的小食堂里碰面。张涛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们似乎有类似的阅读背景，对于写作有近乎一致的判断。印象中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

当日受邀请的记者除我之外还有《环球企业家》主编李甬和《中国青年报》的熊波。前者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同事，后者则是新朋友。

后来机缘巧合，李甬因为工作忙早早宣布只看档案不写书，熊波坚持到了7月，2002年7月，因为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工作被委以重任，工作亦是忙碌不堪，考较之后亦选择了退出，于是我便成为唯一选择了。

最终我到了青岛，以海信作为写作蓝本，进行了我个人商业史写作的训练。《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完稿于2003年2月，7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海信史》完稿之日，我才对自己写这本书多了一点信心。

整个2002年迅速地被耗费了，其中大量时间被《海信史》的写作占用。2003年到来，我短暂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联想看档案时，正逢“**”，虽非幸事，却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阅读联想档案，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写作。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对联想档案的阅读，也完成了对关键人物的采访。8月下旬我参加了联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训，培训前柳传志总裁辗转传递我一个信息，要我身着正装混入受训者内部。我干得还不坏，甚至参加了他们的拓展训练及最终的考试，因为阅读了联想档案，考试得了99分，据说与志勤美集的许国兵总裁并列第一名，只是传说，我并未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