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恒 谁给中国人民“打飞机”（下）

如小说中拆迁公司在张大民的妹妹刚死，“骨灰还烫手呢”的时候，就将合同中承诺给张家的三居室变成两居室，张大民先是举着菜刀威胁，但很快就被拆迁人员像拍死一只苍蝇那样摁倒在地，他“杀猪一样”嚎叫着哀告“求求你们啦，大叔大爷祖宗哎，可怜可怜我们吧……”也不管用，反而被当成“害群之马和胡搅蛮缠的人”，身心遭受极大的羞辱，“被行政拘留，给关到黑糊糊的铁笼子里去了”。而在电视剧中，张大民将拆迁人员追打得屁滚尿流，事后人家拆迁公司大人不计小人过，仍然给他家分了套三居室，令其如愿以偿，心满意足。又比如在小说结尾，张大民一家爬到香山顶上讨论人活着的“意思”（张大民的老婆和儿子坐缆车上山，张大民背着他的母亲从林间石道上山）；而在电视剧中，为了体味真正的幸福，明白“只要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的真谛，张大民和老婆、儿子三人不过是爬到屋顶上放飞了一只鸽子，比爬香山省力、省钱十倍都不止……普通小工人、卑微小市民张大民的狼狈、窝囊得一塌糊涂的苦难生活，却被作家刘恒同志美化成“幸福生活”；在小说中已经被美化得有些可笑的“幸福生活”，在电视剧中几乎就要被刘恒同志大胆提升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的初级阶段”的美好境界。这到底是为什么？刘恒同志等同志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是在别有用心地弄拙成“巧”？是为了弘扬主旋律而炮制遵命文字，还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然，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幸福生活”的界定也会不同。有娱记在报上为刘恒的“幸福生活”观辩护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高楼中的白领可能还不如马路上捡纸的老太太幸福。”刘恒自己则说得更形象：“逛商业街最大的不幸福是什么？不是没钱，也不是丢钱，是憋了尿找不着厕所。一旦找着了，进去了，哗，你眼里和心里还有别的幸福么？……幸福就在身边，甚至就在身上，还瞎找什么呢？该哭了哭，该笑了笑，自己跟自己扯平完了，（就幸福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自序》，华艺出版社1999年）一番话大俗而至大雅，令人回味无穷。原来张大民娶了漂亮贤慧的媳妇，调到喷漆车间每月多挣34块钱，私建成一间床上“长”棵歪脖子树的小屋，儿子比“天才”还聪明，等等，无疑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美事，该笑了笑，幸福得简直要山呼“万岁”；而他打小失去父亲，守寡多年的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妹妹因白血病去世，弟弟戴绿帽子，为建那间小屋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副段长没当上却突然被通知下岗，等等等等，尽管确实都是些让人撮火挠头的烦心事，但该哭了哭，哭了之后猛然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还没有被人枪毙，于是浑身荡漾着潮水一般的幸福，“幸福远乎哉我欲幸福斯幸福至矣”！如果说幸福是一种心态、一种感觉，那么吸毒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吸毒时产生的幻觉是一种美妙无比的感觉，比如古三，尽管在别人看来他已经堕落得猪狗不如，但他本人在心态上、在感觉上一定是幸福无比的。如果说幸福就在身边，甚至就在身上，就体现在有尿就撒、有屁就放上，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与撒尿、放屁同属排泄行为的**，也是一种基于身体刺激而产生的真实无虚的幸福。电视剧中，张大民带妹夫李木勺去医院治不育症，李木勺在厕所里**半天，终于成功地弄出了一些精液；而在小说中，李木勺一开始怎么弄都不行，“满头大汗，眼神都绝望了”，张大民只好到街上买了本电影杂志，封面上有个“看着还顺眼”的女明星，回到厕所“把她从隔断下边送进去”，在女明星的帮助下，李的**方告成功。据说在一些地方的色情场所，有一种叫做“打飞机”的性服务，就是女人替男人**（参见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85页）。小说中李木勺的这番颇为不易的“幸福生活”，在原理上与色情场所的“打飞机”如出一辙……说电视剧中的人物比小说中轻松幸福，这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用不着张大民买本女明星杂志给李木勺“打飞机”，李最终也实现了排泄的幸福，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安排，大约足以证明刘恒比写小说时又进了一步，要以给广大中国电视观众“打飞机”为己任了。长期以来，以勤劳、质朴、忍辱负重著称于世的中国人民，对人对己、对环境对社会的期望值很低，靠着某些**式的生活技巧和生存智慧，过着吸毒快感一般的幸福生活；现在，有了电视剧《雍正王朝》、《还珠格格》、《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类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产品给我们“打飞机”，中国人民更是鼓足干劲，坚定信心，一定能够开创出一种麻木不仁然而快乐无比的幸福生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