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这本集子中的文字，《蜗居杂忆》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另一大部分则是2003年7月始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有关品质”专栏，而张国荣、王小波、张欣、张艺谋等篇都是为应付生活周刊的版面。《蜗居杂忆》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想写的一本散文集的开头，五篇一组，当初我想大约写十组可以成书，结果只在《收获》杂志写成两组十篇，就停下了。写作家论也是当时的一个想法——想把我所熟悉的作家一个个认真研究一遍，从个性与创作背景对比的角度，集成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文学史。结果从林斤澜始，只写成七篇。原想将这些作家论一起收入这个集子，后因篇幅过多，只能另外成书。这些文字散乱集中在一起，只当是一束浸透我自己十几年心血的小花，我要把他献给我刚去世的父亲。父亲是个普通人，他只念过四年小学，加上初中一年级念了两年。他16岁就到布店当学徒，母亲说因为他当学徒天天睡在柜台上，所以一辈子睡觉都一夜不翻身。然后他失业三年，29岁起做了一辈子的财税会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极模糊的角色——好像天天我们起床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上班了。印象中的感觉都是冬天，一家人都等着他回来吃饭，他脖子里总是围着一条母亲用旧毛线织的围巾，缩着脖子，一进门总是搓着手。等这形象清晰一些，我曾经对他有过相当的怨恨——“文革”开始，我没有资格成为红卫兵，下乡后不管怎么努力也不能入团、不能提干。一切都因为他解放前在旧政府当过课长——一个比科还小一级的官。“文革”时我伤害过父亲。好像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那时已积累了相当的委屈，我单独与他坐在窗前，我说，我真恨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家里。我对他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告诉我?夏天家里是不开灯的，当时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我的问题都跟单位说清楚了，我告诉你没什么问题，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于是我们俩就谁都没再说话，就默默地坐在窗口，我还记得那晚窗对面的粉墙让月光耀得很亮。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就进了单位的清查学习班，我下乡时候都不能通知他，他也不能回家。我走到关他的地方去与他告别，他出门只在门口的阳光里站了一会儿，他说，你出远门去，一切只能自己当心，有许多事情都不像你想的那样。当时他的眼睛里干干的并没有眼泪。父亲一辈子就是一个小职员，他在单位里兢兢业业一辈子，追悼会上，单位给他的评价是，业务能力最强，一辈子做账从没出过一点差错。这大约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可他又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低级职员，从来不为自己去争什么，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了36年，65岁退休时候还是22级工资，没有分到过一平方米房子，也没有一个子女享受到顶替。我想他离开单位时应该有很多委屈，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却还是对单位寄托了特别深的感情。他一辈子辛劳，又一辈子默默无闻，好像就甘于那样一生只为维系一个家庭的养家驴凇⒎蚱薅靼爰彝ズ湍馈诘ノ皇且患苋险娑凰坎还兜幕鳎丶沂蔷恼展四盖住⑸优＞菽盖姿担谒б怠⒓依锲独У郊悖荒芎让滋朗保苁前炎畛淼睦谈盖祝缓笫歉绺缃憬悖詈笞约和肜锞椭皇Ａ颂馈Ｋ肽盖自谝黄鹕72年，守卫了母亲72年的安宁与幸福。母亲总说，所有事情，父亲事先都会替她想到，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她操心。从我记事后，在饭桌上我见到的每一顿饭，他都是将最好的夹给母亲，自己只吃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常常是由他搜罗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下一碗面，吃得很香。父母晚年与小妹在一起，每天晚饭后，小妹只能偷偷将那些残羹剩菜都倒掉，等父亲看见了是要不高兴的。父亲一生节俭，早年他以一人微薄的工资支撑一个家庭，保证大家吃饱穿暖；等哥哥姐姐工作后，他则省下每一分钱，尽量使我们后来的每个孩子都能受到足够的教育。等有了第三代、第四代，他靠他攒下的退休金，还考虑他们的婚娶、考虑他们要上大学。晚年他在小妹家里，其实生活条件已经变得很好，但小妹每年给他买的衣服他都留在橱里，临走脚上穿的还是自己缝补过的袜子。每年过年我回家，都要见到他关灯的情景——他总是埋怨家里的水电开销太大。小妹把客厅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他趁她不注意又一盏盏地关掉，他总说，不需要这样地亮，再有钱也要节约。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只要遇到矛盾，父亲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有威严的时候，对我们孩子，也总像在单位那样谦恭。我因此曾认为，他是一个缺少刚性又缺少个性棱角的人。父亲从16岁一直工作到80岁。退休后，街道一个小作坊请他去做会计，他又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了15年，作坊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他。最后还是因为大姐担心他的身体，给街道写了一封信，街道才放他回家。他回家坚持做小妹的管家——每天将第二天要买的东西写在纸条上，将钱与纸条装在口袋里交给保姆，保姆买完了东西把找回的零钱装在口袋里交还他，他则像在单位一样每天一丝不苟地记账，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账一直记到他进医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笔是给保姆留下的中秋节奖金。每天早上他都起得最早，先一只只喂他养的那些鸟，然后就到厨房帮忙。在厨房小妹不让他动手，他就不知所措地弯腰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