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工会与中苏友好协会引起争议

王芸生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属不属于资本家，可不可以入工会？———上级批示王芸生可以加入，但附有说明，他加入工会并不等于说他已是工人阶级一员了———成立中苏友协时，又有人提出：王芸生长期以来一贯“反苏”，不应该吸收他为中苏友好协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大公报》仍属民营企业，那个总管理处仍然挂名存在。没当几个月的《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无疑成为资方代理人。大公报内也建立起了“工会”。但王芸生能不能入工会，成了“一大难题”。事情还得追溯到“大公报新记公司”的资金来源。实际上这一资金来源相当单纯，由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吴鼎昌当时并没有当官，那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5万元纯属民族资本。吴、胡、张续办《大公报》前就已商定：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人是以劳力入股，每到年终，须由报社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以吴鼎昌的金钱股与胡政之、张季鸾的劳力股相结合，成为这个企业公司的性质。正如吴鼎昌所说：“一个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波动，报馆就垮了。我拿5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完事，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大公报新记公司正是这样做的，后来只增设了“劳绩股”，以奖励对报社有特殊劳绩者。这项“劳绩股”先后赠送过四次。持有这项股票的人计有二十七人，他们是：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王芸生、杨历樵、孔昭恺、费彝民、王文彬、王文耀、袁光中、赵恩源、许萱伯、王佩之、张琴南、李纯青、萧乾、许君远、严仁颖、徐盈、曹世瑛、李清芳、叶德真、左芝蕾、樊更生、周绍洲、黄钱发、于潼；1928年底，曹谷冰、李子宽、金诚夫、王佩之、许萱伯等五人第一批获得“劳绩股”的奖励。问题就出在王芸生在这个获得的“劳绩股”二十七人名单之列，且排行第四；前面三人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都不能入工会，原因都是他们在《大公报》担任经理职务，股票数量相对多一些，属资方（即资本家）。而王芸生在二十七人持劳绩股中排行第四，不能算少的，但他不担任经理职务，长期从事记者、编辑职务，自1941年9月份张季鸾去世后，他才继任总编辑。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属不属于资本家，可不可以入工会，就成了大问题。那时《大公报》党的负责人李纯青不敢作主。因为李纯青本人也持有劳绩股，他入工会也有人说三道四，但终因他是地下党员，**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岂能不加入工会，他加入工会不在话下。王芸生行不行？他自己心里也没数，但他却十分担心将自己划入“资本家”的行列。王芸生到底能不能加入工会，尽管报社内部甚至其他报社在下面议论得沸沸扬扬，但谁也不敢作主，报社的党组织也不敢作决定。除了上报上海市委外，还上报了国务院。据说，上面连周恩来都过问了。最后传达下来，王芸生可以加入工会，并附有说明：王芸生加入工会，并不等于说他已是工人阶级一员了。另外一个会，就是中苏友好协会。建国初，人们又称那个年代为“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弟弟”的年代，因此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几乎成了全民的事，人人只要填个表就算是协会的会员，后来简单到只要说一声就行了。但是，王芸生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又遇到问题，据说外单位，可能是《文汇报》的某人提出，王芸生长期以来一贯“反苏”，不应该吸收他为中苏友好协会会员。果然，王芸生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又成了问题。王芸生起初对此还很坦荡，但他得知曹谷冰等不能加入工会的都已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就感到自己颇为尴尬了。了解历史真相的人都清楚，王芸生从未“一贯反苏”，只不过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1946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后来苏联在东北谋取利益，写过社评或不满或抨击。但此刻王芸生到底能否加入中苏友协，又得报上级请示。这次上面答复很快，同意王芸生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并说王芸生这些事，上面都知道。只是那位反映意见者还一时想不通，发牢骚说：“统战，统战也不能丧失原则。”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