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深情谈文学(1)

从华东医院回到住处，我打电话给李小林，约好下午3时半去看望巴金同志。1986年我到宁波参加巴人(王任叔)学术讨论会以后，应黄源同志邀请，到杭州小住，恰巧这时候巴金同志带着他的女儿李小林也在杭州，住在原来交际处的大华饭店附近，我和黄源一起特地去拜望他，到现在已有将近六年没有见面畅谈了。由上海到北京的文艺界朋友和巴金的老朋友到北京相遇时，我经常向他们打听巴金同志的健康和近况。从报纸上发表的访问或者消息中，知道他写字困难，行动也不大方便。这次上海书法家协会纪念活动一结束，我急着去看望他。他居在永康路老房子里，客厅的陈设还是和过去一样，四周放了沙发，墙上挂着画家为他绘的头像，只是在左边角落上多了一张高背椅子和一张高高的茶几。他就坐在高背椅子上，那茶几似乎成了他的书桌。他让我坐在靠近茶几的沙发上，好就近谈话。同时到达的范泉和《新民晚报》记者林伟平，他们坐在我右边上面的沙发里。我最关心的是巴金同志的健康，他告诉我：因为患了巴尔金氏症，两腿行动不方便，出入得坐轮椅，需要人照顾；双手发颤，不听使唤，写字很困难，和朋友的书信往来大大减少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巴金同志往来的书信，都被"造反派"抄家抄了去，荡然无存了，倒是"文革"后的信件还保留了一些。1979年8月7日，我收到如下内容的信：而复同志：读完您的信，非常高兴，虽然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但是您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最近在电视机荧光屏上看到您优美的舞姿，仿佛就在您的面前，又想起去年和您在一起过的日子，特别是看到您神采奕奕，满面笑容，我也十分愉快。《收获》复刊，得感谢您的支持。我只是挂名，并不管事，因为既无时间，又无精力，但在运动中这种做法，就是"做背后操纵的太上皇"。不过，我今天脑子还相当清楚，比年轻的广东人桑伟川幸运多了。听说您托人代购《收获》，要送给桑伟川，我很感动。此人因为替您的小说辩护，遭到残酷迫害，而神经错乱。徐景贤应是迫害他的罪魁祸首。但是今天我们还不能在报纸上批判徐景贤，我实在想不通。《收获》复刊，第一期注明总第15期，并不错。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意见，这次出版的《收获》是上海的刊物，不是1957年创刊的中国作协委托靳以编辑的老《收获》。老《收获》出了18期，新《收获》出了14期。我主张恢复老《收获》，但单是上海这方面只能出新《收获》，复刊老《收获》应由中国作协安排。听说政协文史资料复刊了，我还未见到，您能寄赠一册吗?听说您在文化部管外事，我5月要同小林访问法国(那边的出版社邀请)，希望您能帮忙。祝好巴金七日他看到我"优美的舞姿"，是指那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次活动上王光美同志"解放"不久，在这次活动的舞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上碰见了。电视摄像记者希望报道王光美"解放"后活动情况，要求我请王光美跳一次舞，好摄下欢快跳舞的镜头。于是当了一次临时演员，奉命和她跳舞，便在全国新闻联播时间播送了。最初，在场上的人并没有发现王光美，电视记者的镜头对准我们拍摄时，给大家发现了，一拥而上，团团包围住我们，挤得水泄不通，陷入重围了。反革命"四人帮"垮台以后，凡是被"四人帮"打倒迫害的人，一旦复出，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鼓舞的热情几乎同烈火一样，谁也遏制不了的。我感谢人们的热情，见**同志的夫人受到这样的欢迎，那场面确实令人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我想法保护光美同志，慢慢离开重围，再也不能跳舞下去了，我和王光美同志先后离开了舞场，但是电视镜头却向全国电视观众播放出去了。1979年《收获》复刊后第一期，注明总第15期，我屈指算了一下，如果从创刊号算起，应该是总第33期，我给巴金同志写信时，谈起这件事。他在复信里做了解释。这使我想起了1957年7月24日的往事。《小说月刊》停刊以后，我和靳以酝酿出一个大型文学双月刊，并征求巴金同志的意见，他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倡议，同意出任主编，由靳以担任副主编，负实际责任，经**上海市委批准，全国第一个大型双月文学刊物在上海出版了，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受到中国作协的重视。他们提议改为中国作协所属的刊物，一切约稿、编辑、印刷、发行都由上海负责，他们概不过问。编辑出版者：收获社。版权页上虽然注明："文学创作双月刊，每逢单月24日在北京出版"，实际上是上海负责一切编辑出版事宜。这以后，曾经因纸张缺乏与"四人帮"干扰而停刊，经过努力又继续出版了，巴金同志主编，并非"只是挂名"，他付出许多心血，为《收获》写了许多文章，《收获》的战绩和巴金同志联系在一起。他"主张恢复老《收获》"，即仍然挂中国作协所属刊物的名，我也赞成，但我已经离开**上海市委宣传部了，也不过问中国作协的工作，能够做的，只是表示赞成和支持巴金同志的主张罢了。不管怎么样，巴金同志担任主编的《收获》能够继续出版，不断得到发展，不虞纸张匮乏而停刊，也不再有"四人帮"的干扰，我祝它在文学园地里不断收获，收获更多更好!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