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儿子朱琦

搬进乙楼的是朱德朱老总一家。老总家的格局，基本上和**家差不多。朱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少，机要秘书除了跟了他很多年的潘开文外，又陆续来了阎致远、朱慎，政治秘书前后有何均、陈友群、沈毓珂、曹全夫等，还有卫士长郭仁等。这个工作人员的群体，被称作四组。

在搬来前，朱老总已经住过了中南海的两处院落。刚进海时的含合堂，进西楼前的永福堂。继朱老总后搬进永福堂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彭德怀彭老总。从他住进永福堂以后，这个院子便被愈积愈厚的悲壮之气覆盖。在朱老总之后住进院子的两位主人，都有点儿直言敢谏的劲头，又都死得令人扼腕，待后面再交代。

和朱德、康克清夫妇一起住进西楼的，不是朱德的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而是朱琦、赵力平的孩子朱援朝、朱和平。此时的朱琦、赵力平都工作生活在天津。

关于朱琦，过去几乎没怎么见到过有关他的文字，故在此多着些笔墨。朱老总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就朱琦这么一个儿子。1916年朱琦降生时，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

然而早在尚未婚娶之际，朱德就为自己祖国的富裕强盛在外奔波探索，朱琦出世后，一直放在故乡四川抚养。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在繁忙之余，常会勾起对离散多年子女的思念之情。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就曾向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过。周恩来颇能体味老总这番情愫，亲自布置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

据说当朱琦被带到朱德身边时，朱德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此后，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1943年由于伤病，朱琦从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在这里，他和后来相濡以沫的赵力平相遇了。为他们牵线的，是赵力平的顶头上司、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将军。

然而他们秦晋相结的路程并不平坦。当赵力平隐隐约约听出彭绍辉的话里，含着要她和朱琦建立比同志更亲近的关系那重意思时，她惶惑了。一来年轻的她根本没考虑过婚嫁问题，二来朱琦是德高望重的总司令的儿子。

接下来自然是回避、躲闪加踯躅，连朱琦邀她到自家做客，见一见朱德和康克清，她都没有答应。由普通的红军战士成为朱军长妻子的康克清，看中了赵力平的人品，也理解她的心情，就请女将军李贞、晋绥军区司令贺龙，帮忙做赵力平的工作。

好事多磨，这一磨就磨了两年。1946年3月，赵力平、朱琦的爱情进入了瓜熟蒂落的时节，喜欢当红娘成人好事的贺龙，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还在延安的朱德、康克清，终于等到了儿子新婚的佳音。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的辗转，朱琦夫妇到达河北，和**、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新媳妇还未来得及同公公婆婆见上一面，她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直到阜平的土改结束，赵力平随丈夫到西柏坡，才第一次与公公婆婆见了面。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她亲身感受到了两位老人的慈善、平易和温和，正如别人向她介绍的一样，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会很温馨和轻松。由于怕引起公公婆婆伤心，她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因环境艰苦只来到世间三天就早夭之事，赵力平就没有马上让两位老人知道。

此后不久，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