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

中国人注重乡情，出门在外有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这个“老乡”，地域范围不同所指也不同，小指同乡同里，大指同省同国，但都是出门在外，这相遇就有个亲切感，不论在外面混的好坏，同音同语一交谈，那亲切劲最好的表达就是眼泪。这“泪汪汪”的双眼互相凝视，所表达的就分不清是痛苦还是喜悦，千言万语就用两行眼泪来概括了。

“泪汪汪”赚来个交情，有个同是异乡客的知己，关键时刻能帮衬一把，这眼泪就真派上了用场，那苦水也没白流；

“泪汪汪”取得了亲近，趁此来个老乡骗老乡，被老乡所诈，这眼泪就不但是真的而且痛心之极。

——这两种“老乡见老乡”都叫人“两眼泪汪汪”。

因为注重乡情，当权的都知道籍贯的重要，填写各种表格时籍贯就成了绝不可缺的一项。为此我非常迷惑，我该怎样填写自己的籍贯？我生在北京，长在成都，我的籍贯栏却要填“山东”，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

我父亲少年就到了成都，他在山东只读了几天小学，在四川读书、工作了四十多年，因为他的父亲是山东人，他的籍贯就要填“山东”。但，据查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不是山东人。不过我父亲的一口胶东话则证明他填山东为籍贯有道理，四十几年他竟没学会幽默的四川话，这一来证明他语言能力的笨拙，再则就只能说明他是个根深蒂固的山东人。

我母亲是北京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父母亲语言有天壤之别。父亲也知道自己说话难听，可有什么办法？他“绝不”向我母亲学习，“坚持”用那怪腔怪调和我们对话，我们娘俩就提心吊胆怕受他胶东话的影响，因为我母亲可是靠说话吃饭的，而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语音带有故乡的怪调。有时候，我和母亲会“教”父亲说普通话，在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勇敢地学一句，这时我们家就会笑声哄然，因为父亲把普通话说得和外国人初学汉语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们家逗乐的保留节目。尽管我不会说胶东话，但在我写这些故事时，总能体会到胶东话的经脉，为此有个看了我的故事的老乡甚至问我在胶东住了多久——这倒要感谢父亲那口土得掉渣的胶东话。

近又获悉，胶东人的dna与欧洲人的相似。天呐，难怪父亲的“普通话”能说的和老外相仿，他是不是有特殊的dna？

我到底是哪儿的人，我的籍贯填山东合适吗？

北京，我回去过，那里住着我血统的另一半——我的姥爷、姥姥、姨姨、舅舅。北京的皇家气派充满它的大街小巷，到了北京，你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

山东——我填写的籍贯地，长这么大我还没踏上“故乡”之土。那神圣的祖地就让我倍感着迷。多亏在成都有很多山东人，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不少“老家”的故事，通过他们我神游我祖宗生活的地方。他们“谈故乡事，说故乡情”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有痛苦也有幸福。我——听故事的人，则比他们的心情更“复杂”，我既要判断哪些是传说哪些是实情，又要装扮自己是山东人的后代讨得他们的信任，还要在牵涉我的祖先时不温不火，因为我的祖宗在胶东还有点“名气”，他们给我“编了”不少祖宗们的故事。在我写《大路千条》时，曾考虑再三，我的主人公该姓什么？若姓于，是否有给祖宗脸上“抹黑”的嫌疑？经再三斟酌，还是让他们姓了于，这样免得别人拉到自己身上，说我污蔑人家的祖先。

我写的这些事有多少真实性不可考究，读者拿他消遣解闷或许还会知道点百年来的事。

我遇到的这个老乡与我年龄相差近六十岁，我们没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激情，因为我对山东一无所知。这个老乡是我祖父的学生，我父亲叫他大哥，我只能喊他大伯了，若在街上遇到这样岁数的老人，我只能喊人家爷爷。为此他乐呵呵地对我说：

“萝卜小长在背（辈）上。你爷爷和我父亲岁数差不多。老师老年得子，你父亲就比我小多了，我和你爸兄弟相称，你喊我伯伯是天经地义的。”

我的这位老乡伯伯，是抗日战争参加的八路军。他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母亲的舅舅因参加义和团被清政府照了天灯。他的外祖父因参加义和团而躲到了关东，直到清政府垮台才回胶东老家。他的母亲童年就出嫁了，但又不是当童养媳，老乡伯伯的爷爷奶奶同情那一家的遭遇，把个小姑娘接回家养大嫁给自己的儿子。这女人在村里又遇到了一个独身老人——一个传奇人物，这老人生前生活，死后入土，都是老乡伯伯的妈妈一手照料、操办。这个传奇老人可不简单——他当过海员——到过法兰西——他听说过巴黎公社的事——他老爱跟人说“将来可要人人都平等，吃饭不要钱”——这可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老乡伯伯的母亲生过三男两女，都在少年就被老太太送去当了八路军，所以老太太对解放军就特别亲。当年老乡伯伯所在部队集体转业，老太太闻讯还以为儿子犯了错误，难过得不吃不喝。多亏临死前她还有穿军装的儿子和女婿，这对她的情感世界不知有多大安慰。老乡伯伯每对我提起他母亲总是眼泪汪汪一腔激情，那情感让我这个没见过老太太面的后辈也唏嘘不已，他多次和我说要回故乡给母亲立座碑，在碑上铭刻：

我们家乡在黎明前第一个见到光明的人——母亲“老奶奶若活到今天……”

“唉，那不可能……都一百多岁了……”

“是什么原因让老太太这么钟情于革命？是不是受那位传奇老人的影响？”

“说不清楚，好像那位老人在辛亥革命前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应该说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了？”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好像中国书上没有记载。”

就这样我写了《大路千条》。在我心中，故事也是真实的一种。

我的这位老乡伯伯在1999年10月1日去世了，我没能去看他最后一眼……那天我去了寺庙。我擎着一柱香求遍了各位神灵，在长江尾的上海为他祈祷，我希望我擎的香烟能飘到巴山蜀水为他送行。善男信女在寺中吴语如歌，恍惚在耳边又响起我与老乡伯伯的对话：

“人有灵魂吗？”

“应该说有吧。”

“那也有鬼了！”

“胡说。鬼都是活人。”

“灵魂在哪儿呢？”

“都在他儿女的身上！”

——灵魂都附在子孙身上，这话老萦绕在我的心上。

我的老乡伯伯走了。

他还有多少故事没能跟我讲？

我……

我……

我但愿老乡伯伯没有遗憾。

老乡伯伯，一路走好！

于东田2000年10月于上海戏剧学院2005年修改于上戏电视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