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写作（4）

他的三个助理占了另外三张桌子，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桌子的凌乱程度正好体现了资历的深浅，越凌乱，资历越深。为此，我的是非常整洁的。而属于资深助理的那张桌子上，文件和书堆得高高的。有一天，一个排字工人看到后，不禁惊叹道：“那里即使埋只死去的麋鹿也不会有人知道。”在城市的高处，在连续使用了大约二十五年的办公室里，鲍伯抽了二十几年的舍曼烟又给本来就积攒的城市污垢增加了些分量，但在任何平面上，这些污垢都可用一根手指擦出来。这里有两扇关得不严的窗户，每扇都只有一块玻璃，其中一扇比另一扇更脏。从窗户望出去，是第八大道，而这窗户也是唯一的通风口——窗户和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大型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像工业用的烟灰缸一样，至少费力地解决了鲍伯一天两包的烟量排放。而书呢——架子上有，桌子上有，地上也堆得一堆又一堆的，所有的平面都有——到处都有。

我很快就知道，这个工作地点也毫无高雅可言。确实，从人的个性来说，《纽约书评》的编辑室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复杂的星系，也许只有我的家除外。从#小说杂志1963年创刊开始，鲍伯?西尔弗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就是合作编辑，现在的他们似乎不是合作者，而是处于紧张战争的休战时期。我来之前不久，他们和其他股东把杂志卖给了密西西比州一个威严的报业继承人，即雷?赫德曼。他把办公室设在那些办公室的尽头，好像越发强调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知识方面、种族方面、权威方面，因为，尽管有了新老板，那些编辑还是保有其绝对的权威性——而这鸿沟还由一个似乎对学术生活的任何征象都怀有深深怀疑的秘书卫护着。

编辑在编辑桅杆的顶部，紧接着在其下面的就是编辑助理——跟我们这些助理编辑正好相反，我们可是生活在桅杆上最小部分的贫民窟——编辑助理的办公室和英国寄宿学校里拥挤的房间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职责大多局限在做校对、核查事实、监督杂志的印制这样机械性的工作上，还有，像已故的鲍伯?塔什曼（对我来说，他可是个大人物），就是残忍地折磨他的同事们，编排关于鲍伯?西尔弗斯的荒唐的笑话。（鲍伯?西尔弗斯和成吉思汗有什么不一样呢？成吉思汗没有把做了标记的清样寄给作者。等等。）这样，在给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手段方面，鲍伯和芭芭拉几乎代表了所有和杂志的知识内容有关的东西——建议指派任务、调查作者，还有极少量亲自编辑的东西。时不时地，他们还可能会放弃不做——然后交给他们自己的助理编辑去做，也就是说，交给像我这样刚进来的员工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