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理智与客观（5）

对于许多人而言，世纪之交是批判性审思当下以及未来的适当时机。并非所有人都如尼采或格洛弗那样对人性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充满悲观与怀疑。很久以前，印度莫卧尔王朝的皇帝阿克巴（Akbar）在千年而非世纪更迭之际的思考，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在公元1591至1592年，也就是按照穆斯林历法计算的第一个千年（即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完成从麦加到麦地那史诗般的行程之后第一千个阴历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阴历年的平均长度为354天8小时48分钟，因此明显比阳历年短。，阿克巴对社会与政治价值观以及法律与文化实践进行了深远的审思。他尤其重视在16世纪就已出现多元文化的印度，社群间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社群友好与合作的持久需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政策在那个年代非同寻常。当阿克巴在印度提倡宗教宽容时，宗教裁判正在欧洲横行，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因异端邪说而于1600年在罗马被绑在火刑柱上执行死刑。阿克巴不仅坚持认为，国家的职责应包括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其宗教信仰而受滋扰，任何人都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13，而且在首都阿格拉城中定期组织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祆教徒及犹太教徒，甚至还包括不可知论者与无神论者进行全面的对话。

考虑到属民宗教信仰的多样性，阿克巴以多种方式为政教分离和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奠定了基础。*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于1949年颁布了政教分离的宪法。这其实在许多方面与阿克巴在16世纪晚期的政策都有相似之处，包括将政教分离解释为要求国家与不同宗教保持同等距离，不偏向其中任何一种。

在阿克巴衡量社会习俗与公共政策的一般性方法的背后，是他认为“对于理智的追求”（而非他所称的“传统的沼泽”）是处理行为规范难题及构建公正社会的途径。14阿克巴在多方面都坚持人应时刻考虑现存习俗或现行政策是否合乎理智，而上述的政教分离仅为其中一例。此外，他还废止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所有特殊税赋，因为他认为那样做没有平等对待所有臣民，因此是歧视性的。1582年，他毅然决定释放所有的“帝国奴隶”，因为这种靠专权获益的方法“超出了公正和行为规范的边界”。

很容易在阿克巴的表述中看到他对主流社会行为的批判。例如，他反对当时司空见惯的童婚（在现在的南亚次大陆仍未被完全废止），因为他认为希望通过婚姻“达到目的”“可能无法实现”，而且“可能会带来伤害”。他也批判了印度教禁止寡妇再婚的习俗（几个世纪后才被废止），认为“在一个禁止寡妇再婚的宗教中”，允许童婚的后果将“更严重”。关于遗产继承问题，他指出，“依据伊斯兰教传统，女儿分到的遗产比儿子少。但鉴于女性处于弱势，女儿应该得到更多”。一个非常不同的关于阿克巴理智思考问题的例子是，即便对宗教仪式持怀疑态度，他依然允许这些仪式存在。他的次子穆拉德（Murad）得悉其父反对任何宗教仪式，就请示阿克巴是否应禁止这些仪式。阿克巴并不同意禁止宗教仪式，认为“阻拦那些将躯体运动视为神圣的膜拜的蒙昧之人，无异于阻止其信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