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章

翌日,天气和煦如同前日,若是以往,这必然让我心情愉快。我一向很容易受天气影响,天气好,心情就好;天气不好,心情也跟着低落。但这一天,我的情绪已无关乎天气好坏:早上不到九点,我已经在第四号验尸间里工作。这间验尸间是所里最小的一间,但是通风却异常良好。我常在这里工作,因为我接的尸体多数保存不善。不过,再好的通风设备也没用,抽风机和消毒药水根本无法掩盖腐尸的气味。

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的尸体,又是分到第四号验尸间。前一晚,我匆匆吃完晚餐,便又回到发现尸体的地方,直到9点30分,才总算将尸体送进停尸间。现在,这尸骸就装在袋子里,摆放在我右侧这具编号2670号的尸体,在早上会议中决定依循一般程序,由所里五名法医中选派一名,到实验室里进行解剖。我之所以被选上,实则因为这尸体几乎只剩骨头,而仅剽的细微组织部分又腐烂得差不多,已超过一般验尸程序,因此才需要用到我的专业技术。

今天实在很不巧,刚好有一名法医生病请假,使得所里人手不足。到了晚上简直是忙翻天: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自杀,一对老夫妇陈尸寓所,以及一具在轿车里被烧得难以辨认的尸体。四具尸体,而我得独力完成验尸。

我穿着一身绿色的手术袍、塑胶眼镜及手套,接着抬出昨天那具尸体。目前,尸体的头部己完成清理及照相的步骤。今天早上照过x光之后,便让它泡过沸水,去除头部的腐肉及脑组织,如此我也才能对头盖骨做更详尽的检视。

我仔细检查这尸骸的头发,想从中找到一些纤维或蛛丝马迹。就在我拨开这堆腐烂的发丝时,我忍不住想像:这位死者最后一次梳头发时,心情是喜悦、是沮丧,或是没感觉;是过了快乐的一天,糟糕的一天,还是麻木不仁的一天?

我强压住不胡思乱想,把采下来的样本用塑胶袋装好,准备送去做更详尽的生物显微分析。至于那根通条和装尸体的塑胶袋,已经送到司法科学研究所去采集指纹和体液,搜寻所有和被害人有关的细微证物。

昨天在发现尸体后,警方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把命案现场地毯式搜寻了一遍。翻遍了所有的石头和枯树干,结果一无所获,搜索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才收工,但只是徒然浪费时间:没有衣物、没有鞋子、没有珠宝戒指、没有任何个人物品。警方的现场重建小组今天会再回去现场,但我很怀疑他们能有什么新发现。我所面临的情况也一样,这个死尸身上没有任何商标品牌,没有拉链、扣子,没有珠宝项链,没有任何能证明死者身分的东西。这个尸体不但全棵,而且支离破碎,所有和死者有关的东西都被剥除了。

我把尸袋打开,取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淮备做初步的勘验。我得先把死者的四肢和躯干清理干净,才能进行骨骼的分析。凶手虽把整个头都砍下,但至少头骨是完整的,这使得勘验工作容易得多。凶手把头、手、脚和躯干分开装袋,整整齐齐分成四包,轻松地就像丢垃圾一样。我忍住胸中愤怒的情绪,强逼自己专心勘验。

我把这些被肢解的尸块搬到解剖室中央的不锈钢解剖柜上,按照解剖学上的顺序排好。首先,我把躯干摆在解剖柜正中央,胸部朝上。装死者躯干的塑胶袋并没有封得很紧,因此腐烂的情况很严重,骨头上几乎仅剩关节韧带。我注意到这躯干的上脊柱部分不见了,希望待会能发现连接在头颅上。死者躯干里的内脏都烂光了,只剩一点点痕迹。

接下来,我把手臂和双脚都摆上解剖台。死者的四肢并未暴露在阳光下,因此不像躯干那样干燥,还保留相当多腐肉。当我把死者的四肢拿出尸袋后,一些依附在四肢上的浅黄色蛆便开始四处逃窜。蛆只要一见光,就会放弃尸体逃离;它们滚下解剖台,像雨点一样纷纷掉落地面,在我脚边扭曲滚动。我小心躲开,害怕脚踩到它们,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无法习惯这些蛆,只能强迫自己不要在意它们。

我抓起写字板,开始填写表格。姓名:不详。验尸日期:1994年6月3日。调察员:路克·克劳得尔、麦可·查博纽,蒙特娄市警局凶案组。

我填上警方笔录编号、太平间编号和解剖室编号,此时,心中又升起一股不平之气,因这不合情理的制度而气愤。被害人的尸体毫无隐私可言,法律制度毫不留情地夺走死者的尊严,正如凶手夺走死者的生命一样。尸体经过处理、细察、拍照,每个步骤都会填上一连串的数字编号。被害人的尸体成为证物之一,也成为一种展示品,毫无掩饰地展示在警察、病理学家、检察官、律师,甚至是新闻记者眼前。编号、拍照、采样、在脚趾上挂上标签。从我一进这行开始,就一直无法接受这种完全不人道的制度。至少,我会给被害人取个名字,而不用编号。

我换了一张表格,继续开始例行的勘验工作。我不想马上把头颅拿出来,因为目前警方只想知道几件事:死者的性别、年龄和人种。

人种是最容易辨认的。死者的头发是红的,皮肤看起来相当白。不过,这也有可能是腐烂造成的结果。虽然我待会才要勘验头颅,但到目前为止,死者是白种人的可能性较高。

我先前就猜死者是女性。这点可由死者柔和的脸部线条和纤细的躯干加以判断。至于死者的长头发,则对判断性别一点帮助也没有。

我检视死者的骨盆,把躯干侧翻起来检视胯骨,死者的胯骨既宽又浅。我把躯干放回原位,检查骨盆最前方的耻骨。耻骨弓起的角度很大,柔和地隆起在骨盆的前端,与胯骨形成明显的三角形。这是典型的女性骨骼。虽然待会我还是得用电脑来做性别分析,但现在就可断言死者是女性。

我拿起一条湿毛巾盖住死者的耻骨,此时,电话响了。突如其来的电话声把我吓了一跳,才让我发觉原来解剖室竞如此安静;或说,原来我是如此紧张。我在满地的蛆之间以之字形的路线向办公桌走去,就像小孩玩跳格子一样。

“我是布兰纳。”我接起电话,把手术眼镜推到头顶上,然后坐下。办公桌上爬上来一只蛆,我用笔把它拨弹开。

“我是克劳得尔。”电话那端的声音说。他是重案组承办这件案子的警官之一。我看着墙上的时钟,现在时刻是10点40分。在我想起他是谁之前,他一直闭口不语,可能以为光是报上名字就够了。

“我现在正在勘验中,”我一说出,电话那端马上传来愉悦的笑声。“我想……”

“是女的吗?”他打断我的话。

“没错。”我看着另一只蛆在桌上爬着,它先把身子弓成新月状,然而完全伸展拉长身体,慢慢朝与我相反的方向爬去。很乖。

“是白人吗?”

“是的。”

“年龄多大?”

“这点我大概得再一个小时后才能告诉你。”

我猜他现在一定马上举起手表看。

“没问题。午餐后我过去找你。”他的言词简明,一直都不像请示,而像是命令。显然他根本不管我下午有没有空。

我挂下电话,回到解剖台前,拿起写字板翻至下一页。年龄:目前只知道她是成人。先前我检查过她的牙齿,智齿已全都长出来了。

我检视死者的双臂。肱骨的形状很完整,看不到被砍断的痕迹。至于手臂的另一端就没有什么用了,手掌自腕部以下的位置都被斩断了。我再检视死者的腿部,左右两根大腿骨的顶端也都相当完整。

这四肢的关节让人有点迷惑。感觉不太像正常腐烂后的样子,而是像生了病,有点模糊。当我把死者的左脚放回解剖台上时,我的心中一片冰冷,那个在树林里的恐怖感觉又回来了。我挥开情绪,勉强让自己专注眼前的问题——年龄。验出死者的年龄。年龄必须大致正确,才能查出死者的身分。如果死者的身分查不出,那么案子也不用办下去了。

我拿起手术刀,从死者膝盖和手肘的关节上刮下一些肌肉组织。剥离的过程很顺利。死者的骨骼看来已经相当成熟,就算用x光测定,也只能证明骨头已完全发育而已。我仔细查看关节组织,并没有看到任何关节炎之类的病变。由此可知,死者是成人,而且一定很年轻。这点和牙齿生长的情况吻合。

但是,这样还是不够精确。克劳得尔要的是更精准的年龄。我继续检查锁骨,锁骨在喉部下方与胸骨相连。虽然右边那根锁骨仍相连,但关节表面已变得十分硬,软骨和韧带都已干掉了。我用剪刀尽可能把皮革化的组织剪下,再用湿布覆盖,然后便倒回头检视骨盆。

我把耻骨上的湿布移开,用手术刀开始慢慢切开连接两条耻骨之间的软骨组织。刚才用湿布覆盖己使它变软,比较好切,但是我仍然花了很长而又无聊的时间才将它切下。当两根耻骨终于分开后,我从骨盆下方刮下一些己干掉的肌肉组织,拿到水槽,把这些耻骨组织浸在水盆里。

接着,我把覆盖在锁骨上的湿布移开,再次努力切割下一些组织。我把一个已装了水的塑胶标本罐放在肋骨旁,然后把锁骨的一端插进罐内。

我瞄了墙上的时钟一眼——12点25分,然后走回办公桌前,脱掉手套,缓缓伸展了一下身子,顿时感到背部一阵疼痛。我把手插在臀部上,做弓身、后仰、旋扭腰部的动作。这些运动虽然不能减轻痛楚,但至少也无大碍。最近我的脊椎已有点受伤,而刚才埋首在解剖台上三个小时,让伤势更加恶化。我拒绝承认这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就连最近看书报需要戴老花眼镜、体重无端从115磅加到120磅也和年纪完全无关。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一转身,发现丹尼尔技师正从外面的办公室看进来。他的脸突然一阵痉挛,上嘴唇吊起,眼睛也皱成一团。他急忙把身体重量全放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翘起,整个人的样子看来就像在沙滩上等待潮水的矶鹬。

“你什么时候要我做x光摄影?”他问。他的眼镜低低地架在鼻梁上,看人的目光似乎是从镜架上方越过,而非透过镜片。

“我三点以前要做完。”我说着,一边把手套剥下来丢进资源回收桶。我突然感到十分饥饿,这才想起我忘了吃早餐,泡好的咖啡也忘在桌子上,早已冷掉变味了。

“没问题。”他往后跳了一步,以一只脚转身,走下楼去了。

我把手术眼镜摘下丢在桌子上,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展开盖在尸体上。然后洗了手,换上外出服装,便离开这间位于第十五楼的办公室,出外去吃午餐。我中午很少出去吃饭,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我需要一点阳光。

克劳得尔果然言出必行。当我在1点30分回到办公室时,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目光全落在我桌上那个拼凑到一半的头骨。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便转过身来,但却一语不发。我把外套脱下吊在门后,走过他身旁,在我的座位上坐下。

“你好,克劳得尔先生。”我微笑着说。

“好。”很明显地,他完全不领情。没关系,等着瞧。要耍酷我也不会输给你。

在他面前放了一个档案夹。他伸出一只手放在档案夹上,然后看着我。他的相貌不禁令人联想到鹦鹉。他的脸颊削瘦,鼻子尖得像鸟嘴,从鼻子以下,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以及鼻翼都自成一连串的V字型。尤其在他偶尔笑起来的时候,嘴唇整个缩进嘴里,使得嘴型的V字更是尖锐。

他叹了口气,看似已对我付出相当大的耐心。我过去不曾和他共事过,但是早已听过这个人的风评。他是那种自认为自己异常聪明的家伙。

“这里有一些疑似被害人的资料,”他说:“每个都有可能,她们全是在最近六个月内失踪的。”

在案发后,我们已讨论过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早上的勘验后,并没有改变当初我对死者死亡时间的推想。我断定她死亡的时间是在三个月内,因此命案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年3月以后。魁北克的冬天很冷,对生物来说很严酷,但却对死者有利,因为尸体会被自然冰冻起来而不会腐烂,也不会招致虫子。如果死者是在去年秋天、在冬天来临前就被弃置在那,袋里的昆虫一定会有受过冬害的迹象。由尸体上的那些昆虫看来,死者在去年遇害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今年的春天特别暖和,由尸体腐烂程度和其上数量庞大的蛆来看,死者应是在三个月之内遇害的。由尸体上的结缔组织、内脏和大脑的腐烂程度研判,可把死亡时间假定在晚冬到初春之时。

我靠着椅背后仰而坐,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要比沉默我也行。他把档案夹打开,用手指一个个点着档案里的名单,而我则在一旁耐心地等着。

他从档案夹里挑出一张表格,念出人名:“米雅·威德。”他停了一下,往下查阅表格上的资料。“1994年4月4日失踪。”他又稍停顿。“女性,白人。”这会停得更久了。“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我们同时在心里换算这个人的年龄——45岁。

“在可能。”我说,以手势要他继续看下一个。

他把这张表格放在桌上一旁,接着念下一张。“苏兰·雷格。是她丈夫报案说她失踪。”他略作停顿,一口气念出这个人的资料。“1994年5月2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不可能。”我摇摇头。“太老了。”

他把这张表格压在档案夹底下,然后继续看下一张。“伊莉莎白·康诺,1994年4月1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7I年1月15日。”

“23岁,没错。”我轻轻点个头。“有可能。”他把这张表放在桌上。

“苏珊娜·圣皮尔,女性,1994年3月后失踪。”当他念资料的时候,嘴唇不停地呕动着。“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失踪。”他又停住了,自己计算这个人的年龄。“16岁!老天!”

我又摇摇头。“太年轻了,死者又不是小孩。”

他皱着眉头,抽出最后一张表格。“伊娃莲·封丹,女性,33岁,今年3月28日失踪。哩,她是因努伊特人。”

“应该不可能。”我说。我想那具尸体不会是印第安人。

“就这些了。”他说。摆在桌子上的只有两张表格。米雅·威德,45岁;伊莉莎白·康诺,23岁。这两个人之中也许有一个人正躺在楼下的第四号解剖室。克劳得尔看着我,扬起的眉毛向中央聚集,形成另一个V字,但是这个V字是倒过来的。

“她到底多大年纪?”他有点不耐烦地问。

“我们到楼下去看。”我想,也该让他尝尝与尸体共舞的滋味。

这对他似乎很残忍,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这么做。我知道克劳得尔一向最怕进解剖室,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一时之间,他的表情像掉进陷阱似的。我暗自发笑,抓起吊在门后的绿色手术服装,迳自往电梯走去。他跟着进了电梯,然而在电梯下降的过程中,他却一语不发,看起来就像是要进医院检查摄护腺。克劳得尔很少进这个电梯,因为这电梯只通往停尸间。

这具尸体仍保持和我离开时一样的状态。我戴上手套,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纸。从眼角余光中,我看见克劳得尔正僵在门口。他只踏进来一小步,勉强可说他已站在解剖室内。他的目光看向解剖室里的柜子,看着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看着各式各样的解剖工具,但他就是不敢直视尸体。我看过尸体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来一点也不恐怖。距离太远了,血液和血块都看不清楚。对刑警来说,要破解命案之谜就像考试一样。刑警的专长便是寻找线索、抽丝剥茧、解开谜题。然而,要直接面对解剖台上的尸体,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现在克劳得尔心里害怕得要命,在我面前却得努力做出冷静的样子。

我把浸在水中的耻骨捞起来,轻轻将它分开,然后用探针探弄覆盖住右耻骨表面的胶状物质。胶状物质剥离后,底下的骨头便露出几道平行的凹痕。这根坚硬而细长的骨头形成骨盆的最外缘,和左边的耻骨以胶质物相连。

克劳得尔仍站在门边。我把从尸体身上刮下的骨盆组织拿到灯光下,拉出灯臂对着自己,然后按下开关,把荧光灯打在骨头上。透过放大镜,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节都出现了。我看着那块弯曲的胯骨,发现了我想要的答案。

“克劳得尔先生,”我头也不回地说:“过来看这个。”

他走到我身后,我让开了些,不要挡住他的视线。我指着胯骨上部边缘的不规则状部分给他看。

我放下骨盆,他虽仍盯着它看,但不敢动它。我回到解剖台前,继续检查锁骨,验证我刚才的发现是否正确。我把泡在水中的锁骨抽出来,开始切开组织。当我能看到关节部分时,我以手势示意克劳得尔过来帮忙。我一言不发指着锁骨的另一端,它的表面相当粗糙,像耻骨表面一样。一个小小的椎间盘附在中央,它的边缘明显而没有毁损。

“如何?”克劳得尔问。他的前额已冒出汗珠,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紧张,装出英雄气概。

“她很年轻,大概20岁出头。”

我可以解释这些骨头如何透露年龄的讯息,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听,所以我也懒得提。我的手套上黏上一小团软骨,我把它拍掉,摊平手掌,像个乞丐一样。克劳得尔和我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好像我染上伊波拉病毒似的。他虽然注视着我,但眼神却透露他现在正在心里暗自回想,寻找和尸体年龄吻合的人选。

“伊莉莎白!”他肯定地说,一点也没有询问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唯一可能的就是伊莉莎白·康诺。今年23岁。

“我想要一份死者的齿模报告。”他说。

我又点点头。

“死亡原因呢?”他问。

“目前还不得而知,”我说:“我得看过x光照片,或把骨头清理干净再检查,之后才能知道。”

我把话说完,他便离开了,连一句再见也没说。我也不指望他说,他能离开我就很高兴了。

我剥下手套丢掉,走出解剖室。我一面脱下手术服,一面对丹尼尔说话。我告诉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把尸体送去拍x光照片了,正面侧面都要拍,尤其是头盖骨部分。在上楼时,我在组织学研究室前停下,告诉里面的技师长但尼斯可以把尸体拿去清洗了。我还特别请他小心,因为这次是件分尸案。其实,提醒也是多余的,这里没有人比但尼斯更会照料尸体。两天后我就可以看到干净完整的头盖骨了。

我利用下午的空闲时光,继续拼凑桌上的头盖骨。虽然残缺不全,但是己足够用来辨识死者的身分了。这个家伙再也不能开装满丙烷的油罐车了。

回到家后,先前在陈尸处出现的那个不祥预感又回来了。一整天下来,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这个忧虑封锁起来,让自己专心一意,好能进行被害者尸体的查验工作和拼凑那个卡车司机的头盖骨。现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开始思想,开始忧虑。我一把车子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这些烦心的事情便开始涌现。音乐一停,忧虑便窜了上来。现在不行!我对自己说。晚点才发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说。

我走进公寓,听见安全系统的警示声,让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进门的地方,随即关上大门,走向街角处的黎巴嫩餐厅,点了一份我最爱的烤羊肉大餐外带。这是我喜欢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别提了。

在收银台左侧的架子上放了许多瓶红酒。我的酒瘾又犯了,每当我看到这些酒,就会有千百个冲动想尝滋味。我记得红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的感觉。我记得红酒在体内燃起的暖意,由内至外,徐徐发散。酒能让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让我充满活力,让我无所畏惧。没错,以现在的情况,正是需要酒的时候……我在开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这里,这是谁摆的陷阱?我赶紧离开酒架前,不让红酒进入我的视线。不行,酒的愉悦只是一时的,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我已经戒酒6年了,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我提着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进晚餐的,只有我的猫儿博蒂和蒙特娄的景色。猫儿睡了,蜷缩在我的腿上,发出咕噜噜舒服的声音。当我洗完长长的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已经10点30分了。在黑暗寂静中,我已无法再压抑思绪。就像细胞一个个都发了狂似的,杂乱的思绪如排山倒海而来,逼迫我的意识非得正视这些问题,坚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谋杀案,同样是年轻女孩被残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过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时勘验她尸骨时的感觉。她的名字叫茜儿·托提尔,年纪只有16岁。她被人勒死、痛殴、头被砍断,身体也被肢解装在塑胶袋内,过了一年才被人发现。

时间己晚了,但是我的脑子仍不肯休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整个周末晚上,那些尸体的数字编号不停在我脑海里跳跃,像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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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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