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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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琳·科菲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岁,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我在那里已差不多过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间寓所,开始靠给《晚报》社会专页撰写头条谋生,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我是所谓“沉默的一代”的成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默默无闻,40到50年代,在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余波里,无声无息。这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情形。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受到新闻和写作的训练,在校报担任政治记者,把约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个作家首先要让读者明白”作为自己写作的准则。我实践着观察的美的艺术,让自己处于事件的边沿,在心里把形象转化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课外的偏好。我极为困惑的是至今我还住在内布拉斯加。那时,这个州对我来说就是虚伪和生活沉闷的象征。我相信,在习惯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后,著作出判断就像《圣经》里耶和华的判断一样苛刻,但又要依据那种判断。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个小心行事的问题,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接着我有机会读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theRoad)我急切地把书读完,其语言就像是从凯鲁亚克的笔端流出的一样快速地注入我的血管:一串串文字毫无停顿地流出。我读得那么快,我几乎还没有领会到其中意义的一半,但它描写的生活状态我完全理解,尽管对于一个生长在保守的中西部的青年女性来说,它是陌生的。哇!那文字就像是连发射出的子弹一样击穿了我。我完全被剥开了,变了一个人似的。我马上出去,给自己买了一瓶有稻草包装的意大利勤地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然后我回到家里,在稍有醉意的状态下,开始秉着烛光写了起来,潦草地在纸上尽可能快速写着,直觉地按照凯鲁亚克那下意识的散文风格写了下去。忘记了我在大学里的课程。这部小说解放了我,正像它解放了我这一伙中物很多人一样。那里有一种对自我的瞬间的认识。自从1948年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以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显然凯鲁亚克已经感到了这种写作的自由;我为什么不呢?在这些值得祝福的天真的前女权主义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人人平等。

凯鲁亚克的影响是持久的。在诸如牙洞里塞了黑色巧克力这种轻松的麻烦中,我反复研究他,最后写了一篇日记的开头:“在你对《在路上》的解释中,你出了一个错。他的人物不是逃避生活,也不是逃避某种事物。他们在探索比寻求圣杯更深层的精神。”正像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所说,凯鲁亚克是“用天使的眼睛”在看,与康拉德正相反。

到了9月份,正像关于他的批评家们所看到的,我对凯鲁亚克的弱点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写道:“即使凯鲁亚克只提出了一种观念——我喜欢有激情的人——我觉得我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忠实的信徒。虽然我必须同意作为一个作家,凯鲁亚克的行文结构松散,材料组织欠妥;但我感到他有必须对这一代人讲的话。实际上早就应该讲出来。”

“听:‘人呀,有这么多事要做,这么多东西要写!怎样开始把它都写下来,毫无修改的约束,文学的戒律,语法的担心……”

然而,我的生活和凯鲁亚克人物的生活差别太大,我几乎都接受不了。“我必须承认我今晚处于接受男人(凯各亚克)的极佳状态”,我在9月14日写道。“今天下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老板吉尔告诉我将长期地在社会版工作。啊,我有点发晕。思想让我安静下来,即使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甚至还没有机会去学习市场版,名义上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去他的。在这个国家里生来有点头脑和胸怀就是一种罪过。我像以前一样情绪低落,甚至都不能工作。整个下午我都在为社会专栏写稿,梦想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枯燥、枯燥、枯燥的日常琐事。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波劳(Bourbon)大街,穿着我的蓝色的牛仔裤,重重的鞋子,带口袋的恤衫,红色的汗衫和皮手套。我是说我去旅游了。从路易斯安纳到佛罗里达,在海边盘桓,尽情地放松自己”。

凯鲁亚克无疑使这次冒险的旅程浪漫化了。我尽可能地追寻着他的足迹。从内布拉斯加,我去了丹佛,在灰狗公共汽车上,我转向一位女友,闭着眼睛,胳膊伸展出去,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前。她指了路,我们又上路了——去新奥尔良,最后越过德克萨斯到西海岸,沿着海岸向上到了俄勒冈的波特兰,从那儿去纽约。像放弃堪萨斯去纽约的桑德斯一样,我手中带了一本《在路上》。

但凯鲁亚克也没有使我对金斯堡有所准备。金斯堡《嚎》(HOWI)的开头几行像一个火球在我的脑海里炸开了。又一次,素材是完全陌生的:我曾听说过海洛因这种东西可以让人上瘾。但这里的语言在另一个水平上打中了要害。难道我没有看到我这一代的优秀分子被顺从给毁掉了?难道我自己没有在天亮时分嚎叫么?在黑色的大街上,毫无疑问我了解他要描写的灵魂的黑暗。

接着,我又遇上了莫洛克(Moloch);我曾查找他的资料,发现似是一个神圣的人物,有的父母愿意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孩子。随后的文字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就像我在金斯堡那赞美诗般韵律的重复中体会到了一种魔力一样,我又深陷了一层。这次阅读就像是聆听音乐,在某些感官的水平上彻底地满足。我最后一次克制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被迷住了。我不知道卡尔·所罗门对他来说是谁,但在另外某一更深的层次上,我知道!我知道!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我晕了。

“那是圣灵来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写,就写凯鲁亚克吧。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多地理解过他写的东西。我对着自己的圣灵放松自己,圣灵似乎会永驻我心,虽然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从我11岁时就一直与我同在的写作的冲动似乎有了一种更明确的形式,更加热切,以各种我永远无法预见的方式在我周身涌动,穿行。我决定完全放任它。

但金斯堡的打动我,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他还以一种人的方式吸引着我。由于我曾受到既鲁亚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很难想像我想与他会见。我了解他,不管我们一起上床还是我被冷落,甚或写下来。但金斯堡就是另一种情形。一方面,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允许性文被置于一旁;另一方面,他似乎很容易上手,我发现他确实如此。

作为沉默的一代的一个分子,我曾爱上“垮掉的一代”,那群福斯塔夫式的一群小胡子的男孩。不仅有金斯堡和凯鲁亚克,还有麦克科鲁尔(MichaeMcclure),我看到后者的《小胡子》是在纽约制作的。他重新塑造了让·哈洛和比利仔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一个“明星!明星!明星!”的传统。科尔索(GreguryCorso)在舞台上那不同寻常的滑稽与幽默,没有一次不让我开怀大笑。虽然有人说他不好,我却喜欢。“诚实”是他在我眼里的形象,“反知识分子”是批评家们的指责。但与其说这些老兵反对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倡议一个新的知识界。“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我在1959年写道,毫无疑问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就很有激情。

我已年迈了,我已经观察到“垮掉的一代”中派生出大批的好皮士,正像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曾经大批成为“垮掉的一代”一样,我在耐心地等待这一强烈的冲动,这一超凡的重任,在美国文学中的再一次体现。它可以回溯到惠特曼、爱默生和梭罗,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啊!多么选人!生活就是这样前行!生活就是这样拒绝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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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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