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是走入30年代吗？

可能发生的最大灾难是全球化推行者的这种类比成为现实。向工业时代的过渡，是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时期。当旧的封建立同新生资本家联合起来，借政府的暴力清除了古老的价值规范、手工业者的行会制度、维持农村居民过贫穷的但却是稳定的苟延残喘的生活的习惯法时，他们造成的不仅是几百万人的深重苦难。同时，他们还在自己的国家中唤起了无法驾驭的反对派运动，这些运动的破坏性力量最初导致尚在萌芽状态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分崩离析，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党人在东欧夺取政权。

出生于维也纳并流亡美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卡尔·波兰依在其1944年出版的论述“大转折”的辉煌巨著中详尽地阐明了，用于人类劳动力的市场法则的实施以及古老社会结构的解体，是如何迫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非理性的防御措施的。波兰依说，建立自由的市场，“决不会取消控制与干预，相反要大大地加强控制与干预”。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伴随着景气危机越是造成破产风波与针对贫困的暴乱，统治者就越是感到有必要限制人们自由地施展力量。最初，统治者只是镇压工人的各种反抗运动，后来，他们则关闭市场，以对付过多的竞争，尤其是对国外关闭市场，而国外马上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政府的日常论题不再是自由贸易，而是贸易保护主义，它的词意即“保护政治”，这最晚起自世纪之交，而在20年代蔚然成风。最终，他们情不由衷地借越演越烈的贸易战和货币战将当时已充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经济推入了30年代初的大萧条之中。

波兰依描述的这种对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反作用模式肯定不能生搬硬套到当今全球化的高科技经济中。他的结论也是这样。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以为，可以用国际性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来塑造他们的社会。波兰依将这称为危险的‘乌托邦”，它必将自行失败，因为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始终会侵害社会稳定。

今天，所有那些主张修剪福利的国家、无条件地进行重新调整的人们重又沉湎于有关自我调节的市场这类乌托邦。但他们“以市场为本位的思想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式文盲”，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倍克就是这样形容那些固守供求法则的所谓革新人士不顾历史的热情的。依靠社会的经济的基本权利来改善资本主义，决不是一种因其少而又少人们就可以放弃的恩惠性善举。不如说，这是对20年代欧洲深重的社会冲突与民主之失落的反应。倍克说：“只有拥有住房、稳定的工作岗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前途的人，才是享有民主和赋予民主以生机的公民。有一条朴素的真理讲的是：没有物质保障，就没有政治自由。这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是新旧极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所有人的威胁。”

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即使是在90年代，市场与民主的矛盾也具有了令人苦恼的紧迫性。谁要想认识的话，早就认识到这种倾向了。欧洲和美国居民当中持久的排外浪潮就是一个确凿的标志，而政治对此早有考虑了。几乎在欧洲的所有国家和美国，难民和移民的人权由于越来越严格的移民法和越来越严厉的监视手段而明显地受到了限制。

最近的排外运动是针对社会上经济实力弱的人群的：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失业者、残疾人和未受培训的年轻人越来越体会到，那些再一次发迹的人是如何不再同自己同舟共济的。就连平和的中产阶级市民也由于受到败落的威胁而转变成为富裕的沙文主义者，不再愿意为世界市场上的赌博中的输家支付钱财。新右翼党团的政治家们——在德国主要集中在自由民主党中——将公众对社会寄生者所抱有的不满心理表述为这样一个论点，即必须把养老、疾病和失业的预备措施重新交给个人负责。在美国，有一半的公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公民，已不再参加选举了，而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他们仿照巴西的榜样，将自己的民族分成三六九等。

下面将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妇女。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制定家庭政策的人土决定，以扣除工资来惩罚开病假条的怀孕妇女，这就让人预料到，妇女的境况将会怎样。单身养育子女的母亲们指望着社会救济，她们本来就在天天为生存而挣扎了。至于还要如何排斥妇女，自由派的《金融时代》作了一番典范性的论证。一位男性评论员尖锐地分析说，随着不平等状况的日益加剧而出现的最危险的问题就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他们由于缺乏就业机会而容易从事暴力与犯罪。他们主要是要同妇女就业者进行竞争，这些妇女已经占据了国内不熟练劳动岗位的近三分之二。因此，最好的做法莫过于“限制妇女（就业）之路，她们不会马上就成为危险的犯罪分子的”。未来的经济政策准则必须这样讲：“给小伙子更多的工作。”

这样，迄今的各个福利国家充满了日益突出的冲突，而各个福利国家及其政府很快就再也不能够缓解这些冲突了。如果不能及时地采取相应措施，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波兰依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性自我防卫效应。可以预见，这种效应会重又带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以本国为本位的特征。

在康采恩领导人与经济学家当中，那些头脑较为清醒的人士早就看到这层危险了。不仅是资深的BDI董事长蒂尔·耐克在忧虑地说，“全球化导致的结构转变速度，有越来越多的人适应不了。我们如何才能控制这一过程，做到既保持市场开放，但又能驾驭各种变化？”在多个国家拥有1000所子公司的机械设备制造公司老板皮尔斯·巴尔耐维克甚至警告说：“如果各个企业都不能应付来自贫困和失业的挑战，则拥有财产的人与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导致明显上升的暴力和恐怖活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立者兼领导人克劳斯·施瓦普——作为这样一个人物，他无疑具有各种社会空想色彩——清楚地看到这些征兆。“人们为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施瓦普警告说，已达到“这样一个水准，它使得全部民主式社会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蔓延开来的“无助与恐惧气氛”是一场突发的与无法控制的倒退的前兆，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应当严肃对待的”倒退。施瓦普讲：“政治与经济的领导人需要说明，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如何运行，才能给多数人（群众）带来利益，而不仅是给康采恩的经营者与投资者带来利益。

但一味信任市场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证明的。他们随时都在论证，扩大着的国际分工如何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世界市场一体化在经济上效益很高，但在分配以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财富时，全球性经济这架机器则由于缺乏国家的干预，而运转得远不是那么高效了。被遗弃的人数远远超出了获益的人数。

正因如此，迄今推行的全球一体化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而没有社会与国家的保障，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则维持不下去。当然，波恩不是魏玛，除了由前南斯拉夫产生的几个国家外，今天的欧洲各国无论对内对外都比70年前无法比拟地平静得多了。没有旨在推翻现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欧洲也没有哪个将军或军火工业家想到去发兵占领邻国。但今天由于跨国市场无序发展而来的危险，是同当初完全一样的。在电脑联网的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炒作的亿万富翁们最清楚，又有一场世界范围的交易所骚乱正在酝酿之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各民主党派都在垂死挣扎，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如何以及在哪里下手才能控制局面。但是，如果政府只是全力以赴地要求民众为取得某项进步而做出牺牲，而这项进步仅仅对少数人有益，那么政府就必须做好落选的打算。每增加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或每降低一定比例的工资，随之就增加一分风险：束手无策的政治家们会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急刹车的办法，重新挑起贸易战、货币贬值战，从而导致所有各国的经济混乱和福利损失。为此，根本无需让民族主义者或另外别的什么派别赢得选举。不，就连迄今执政的主张自由贸易的政治家们如果想赢得足够的选票，也会日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事情可以是这样的，但不一定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终究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宝贵教益，即一个国家是无法自行其事地摆脱世界市场的不景气状况的。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和尝试其他出路。谁要想阻止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倒退，就必须坚持借助于某种经过更新的福利国家体制来控制无限的市场，使得所有公民都可分沾这巨大的效益与盈利。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像迄今为止那样，依旧普遍地认可向世界开放的市场体制。

但是，仅靠选举出恰当的政党，借助他们政治上的意志行为在德国、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重建经济和社会稳定，是希望渺茫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那～段时光已不可恢复，那时，各国政府相对独立地通过税收来确保本国适度的公平分配，并通过国家的投资计划来抑制景气的危机周期。为此，经济网络化走得太远了。在争夺世界市场这块蛋糕的份额的全球性角逐中，各国都驶上了多车道高速路，直至发生大的碰撞为止，各国才会在自身面临危险时掉转车头。

掉头的做法是根本不值得寄予厚望的。世界范围的经济一体化毕竟蕴藏着无数的机遇。生产力超乎想像的增长同样可用来让越来越多的人免于贫困，并在迄今的福利国家对耗费资源的经济进行生态性改造。因此，问题似乎取决于如何将世界市场上迄今的自杀牲角逐纳入社会和民主都能承受的轨道上来，并将不合理的全球化进程转变为全球性的均衡发展。

如何抑制这种向1：5的社会（即前文所提到的20；80的社会。——译者注）发展的趋势，各种方案与战略部是现成的。而首要步骤在于，限制金融市场上的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在对外汇贸易与国外贷款进行征收营业税方面，发行货币的银行与西方七国政府没有必要再对货币交易人所提出的过分的要求作出让步。它们无需不断地靠过高的利息来遏制投资，无需同无伤大局的通货膨胀作斗争，而可以携手靠低息银行贷款来拓展企业界的自由，以此促进更多的增长与就业。

必须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同某种生态税改革配套进行，这种生态税改革要大大地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并通过降低社会公共福利缴款来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人们继续浪费一切经济活动的生态基础，阻止人们去剥夺未来的人的机遇。

此外人们目前普遍认为有必要改善教育体制的作用与效益。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确要让位于信息社会，那么，由于各家康采恩和富有的人拒绝纳税使国库空虚，欧洲和美国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没有机会受教育，各所大学也荒废下来，这就是一件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的丑事。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也是为了通过国家的干预而在例如像有利于环境的交通网络中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必须为国库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仅此而言，那么财产所有人的利息收入就不能再免税。同样，对奢侈品征收高额增值税就是从更多地考虑到纳税方面的公正性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