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所有的一切开始于那个清冷的冬日早晨。
当时我还丝毫没有意识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将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何等的变化，从自行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只是拚命地搓着冰冷的双手，一边在心里暗自抱怨这见鬼的天气，一边深深地打了个哈欠。
上海是个典型的南方城市，夏天酷热而冬天阴冷，赶上下雨的时候就分外的阴湿难耐。昨晚刚刚下了一夜的雨，直到现在天还阴着，没有半点要出太阳的意思。这种灰暗阴沉的天气格外能影响人的心情。走在低低的铅灰色云层下，脚下踩着咯吱作响的烂泥浆，我原本就相当恶劣的心情更是降到了谷底，尤其是一想到自己昨晚的经历和今天将要进行的漫无头绪的繁琐工作。
向看门老头出示证件的时候，他一直用一种混合着好奇与紧张的谨慎神情打量着我，目光中也许还含着一丝畏惧。我知道他畏惧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机构和它包含的权力，以及，它背后所隐藏的寻常人不愿沾染的内容。这是一般人对我的职业的通常态度，我已经开始习惯了，虽然我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办公室在二楼。”老头指指身后的三屋楼房，简短地回答。
“谢谢。”我离开传达室，穿过空旷泥泞的小操场，沿着狭窄陡峭的楼梯走上二楼。
这间明星艺术学校的条件相当简陋，只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和一幢相当老旧的三层楼房。办公室完全没有装修，还保留着七十年代那种单调的风格，跟它所宣传的高雅艺术时尚风格显得不大匹配。门开着，我站在门口敲了敲门，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从三屉桌后面抬起头，有点不耐烦地问：“找谁？”
我再次出示证件，自我介绍。她显然有些意外，但是脸上立刻堆起客气得有些敷衍的笑容，一边张罗着给我让坐倒水，一边在柜子里东翻西找地搜寻茶叶。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客气地拒绝了她的招待，并简明扼要地向她说明了我的来意。
事情其实很简单。昨天夜里几个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赌瘾发作，想找个清静安全的地方玩通宵。因为最近正整顿社会治安，对黄赌毒查得特别严，平时常去的几个地方都关了门，他们就把脑筋动到了一个倒闭工厂的废弃仓库上面。那个仓库已很久不用，平时根本没有人管，也从来都没有人去。谁知道撬开门进去一看，地上竟躺着一具女尸！
昨天的夜班恰好轮到我，一接到110中心的电话我立刻通知了带队的秦头儿和李法医，并马上赶到了报案现场。
第一时间到达的110行动小组已经把现场保护起来了，可是作用显然已经不大——现场被破坏得相当彻底，除了那几个赌徒连泥带水的脚印我们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足迹。没有找到凶器，也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女尸身上的物品可能被凶手清理过，所有的衣袋都是空的，连戒指手表项链之类的饰物都没有留下。最后还是经验老到的秦队眼光仔细，发现尸体头上的发带好象有字，解下来一看才发现是运动时扎在头上的汗带，上面的字样是：明星艺术学校。
当然我并没有对那位姓韩的办公室主任说这么多，只是请她辨认了一下那条汗带，并在她确认之后要求查对学员资料，看看能否找出汗带的主人。
听了我的要求她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向我解释说这种汗带是新生入学时跟练功服统一配发的，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编号，有的人很快就弄丢了，有的人买了好几根。这么多届学员，很难根据一条毫无特征的小小汗带找出我们要找的人来。
“你有照片吗？”她说，“我从建校就呆在这里，对大多数学员都有点印象，也许我能认得出她是谁。”
在把照片拿出来之前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交给了她，尽管我对她能否认出死者的身份几乎不抱希望。由于被发现的时候已死亡多日，尸体已经中度腐败，再加上生前曾经被凶手残暴地殴打和凌虐，死者几乎是面目全非，就算是本人父母也很难从这张惨不忍睹的面孔上辨认出自己熟悉的特征来。
果然，一看到照片她就紧紧皱起了眉，露出一种想要呕吐的表情，并迅速把照片还给了我。“认不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哪里还能认得出啊。”
我考虑了一下：“可以把历届学员的花名册提供给我们吗，最好有每个学员的住址和电话。”这样我们就可以查出学员中有无失踪者，虽然工作量之浩大有如大海捞针，但目前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怎么也不能轻易放手。
“行。”韩主任想了想，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你得等一下。学员资料都保存在学生科，陈科长有事出去了，十点钟才回来。”
我看了看表，才九点。韩主任的工作显然很忙，在这里等似乎不大合适，于是我跟她约定了十点钟再来，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走出大楼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无处可去。这儿离局里不算太远，可时间毕竟只有一小时，来回一趟也干不了什么。附近也没什么可消磨时间的地方，我索性在一楼找了间没人的教室，趴在后排角落的桌子上打盹。
昨夜我几乎一点儿都没睡，又紧张地工作了半宿，现在已经非常疲倦，头一趴到桌上眼睛就睁不开了。迷迷糊糊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的意识突然被一阵美妙的琴声拉回了脑中。我对音乐的兴趣平平，但这一曲琴声却令我听得十分入神，柔和，低婉，极富感染力，流水一般自我耳边轻轻地滑过，轻柔舒缓得仿佛一只亲切温柔的手，一点一点地抚去人满身的疲惫，满心的烦恼，让人自心底深处觉得舒畅而松弛，有一种淡淡的微妙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幸福感觉。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跟着琴声走到了门外。
隔壁就是琴房，门虚掩着，我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伸手敲门，怕自己打断了这动人的琴声，就算不会，在这样的时候，敲门声也是最不应出现的噪音。更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琴声停了。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说：“你看，这一段应该这样处理，比如这两小节……”
后面的一连串音乐术语我不大听得懂，但我却一直站在门口舍不得离开。我的工作经常要接触很多人，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动听的声音。他的声音非常柔和，音质纯净得象水一样清澈透明，虽然说话的声音很轻，但是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好象能穿透任何阻隔，一直深深地沁到人心里最深的地方。我无法想象他在朗诵诗句或是唱歌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仅仅这样一段简单的对话就已经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完美。这样完美的声音和刚刚那一阵完美的琴声是如此的和谐匹配，以至于竟让我觉得这二者如果不是出自一人的话，那就是一件天底下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顷刻之间，一个十分迫切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并且在我心中迅速地发展壮大：我想认识这个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知道想要说什么，做什么，只是单纯地想看看他，面对面地听到他的声音，跟他说几句话。这时我突然理解了现在那些年轻女孩子原本在我看来是十分疯狂幼稚的追星行为，这只是人的一种本能，一种对自己全心喜爱的人事物渴望接触和亲近的本能，每一个人都有，区别只在于年轻人更加强烈更加肆无忌惮而成年人则比较淡漠比较善于克制。我现在应该还属于年轻人，所以我此时突然爆发的渴望和冲动也就格外的强烈，几乎完全超出了一个警察所应有的清醒和理智。
就在我正想敲门进去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是秦队。他在电话那头用有些沙哑的疲倦嗓音问我有没有收获并催我赶快回去，这时我才突然记起自已呆在这里的目的。一看表已经快十点半了，我连忙一边简要汇报情况一边向楼上跑。
那位陈科长已经回来了，并且很配合地提供了全部学员的花名册和入学登记表，摞起来足有半人多高。一千七百名学员，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今后几天的主要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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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个狂热的考证学者般埋头在那堆发黄的旧纸中几天以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双眼发红，精神恍忽的梦游症患者，整天嘴里念叨着人名地址电话在办公室里东游西晃。这一阵的案子特别多，其中有一个经济诈骗案因为牵涉方面太多成了市里关注的焦点，相形之下这具无名女尸就显得不是那么受重视。那天回到局里之后，秦队对着我带回来的东西皱了半天眉，接着就把初步的排查工作交给了苏倩和我。苏倩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小姑娘，工作热情极高而经验极少，才分到队里当内勤，还没正经接触过什么案子，这次大概实在是人手紧张才把她也给派了出来。她倒是很兴奋，连排查这种机械枯燥的工作也做得津津有味，整天抓着我跟她一起加班，累得我的头都快变成两个大了。我们两人整整苦干了三天，工作一无进展。
“能查的都查完了。”我在案情分析会上垂头丧气地汇报，“在警局有记录的失踪人口中，年轻女性一共七个，没有一个条件跟死者相符。明星艺术学校的在校学员无人失踪，毕业学员一千五百六十人，其中一千二百四十七个家在本地，也没有什么发现。剩下的外地学员现在只找到一多半，其余的不是搬了家就是地址不对，找不到，下一步我和苏倩就打算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了。”
听完我的汇报秦队没说什么，可是紧皱的眉头一直没有松开，接着就把目光投向了法医李波。
李波习惯地咳了一声，翻翻手上的验尸报告：“具体的检验结果报告上写得很清楚，内容也很多，我就不重复了。主要的结论是：一、死者年龄大约二十二至二十五岁，血型AB，健康状况一般，患有淋病，无生育史，长期静脉注射麻醉品。二，死者十指指端呈浅勺形凹陷，皮肤角质层明显增厚呈薄茧状，可以推断其生前长期从事键盘打击类工作。从凹陷和角质层增厚的部位在指腹而非指尖的情形来看，估计不是因为打字，而是弹奏键盘乐器形成的。三，死亡时间。从尸体的腐败程度推断，大约是6-7天。但由于前些日子一直多雨，气温变化频繁，这个时间还要缩短一点，死亡日期估计是在22-23日。四，死亡原因。死者身上有多处表层外伤和骨折，但都不足以致死，也没有中毒和窒息的迹象。从伤口的继发感染和骨头断面的生活反应看，死者从受伤到死亡中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两三天，据我的估计，”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脸色有些沉重，“凶手是故意不立刻致其死命的。死者的声带被割断，无法出声求救，但是在凶手离开后还生存了几天。至于死亡原因，从现场和尸体推断，死者是死于创伤、失血导致的休克，但饥饿和失水是重要的辅助死因。”
李波的发言结束后会议室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大家的脸色都不大好看。法医所使用的那些冷冰冰的专业术语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却使一个凶残而冷酷的血淋淋的谋杀场景真实地再现到了我们眼前。尸体和暴力是干我们这一行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被人如此残忍暴虐地折磨致死仍然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震撼。尤其是苏倩，脸色变得异常苍白，紧紧咬着嘴唇，好象生怕自己发出不该发出的声音。她坐在我和李波中间，刚刚李波发言的时候她一直好奇地探头去看验尸报告，大概是看到了勘查和解剖的现场照片，才会使这个从没见过任何现场的女孩露出混合了想要呕吐和强烈不忍的痛苦神情。好奇心太大果然不是好事。想起自己第一次出现场时的遭遇我不禁对她大感同情，于是悄悄地伸手在她后背上轻轻拍了几下以示安慰。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笑容，然后就紧紧地抓住我的左手不肯放开。她的手很凉，大概是给吓坏了。
开会的结果是重新调整了人员分配。更多的人手被抽调到诈骗案那个小组以确保在领导规定的限期之内有所突破，还有几个人去追查一个新冒头的贩毒团伙，这个无名女尸的案子就暂时交给了我。我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独立接下一件案子，不再是跟着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学习实践而是正式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虽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临时状况，而且这类案子很可能一拖好几个月都找不出一点头绪来，但我还是觉得十分激动，因为这至少意味着在队长心目中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毛手毛脚的菜鸟，而是一个真正的警察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刻给明星艺术学校的韩主任打电话，想到她那里再查一下那些我没找到的毕业学员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照片、体检纪录什么的。韩主任大概是不在，电话响了好多声都没有人接，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对方的话筒突然被拿了起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轻轻地“喂”了一声。听到这个声音我顿时混身一震，绝对的意外和冲击使我手里的话筒掉了下来，在堆满杂物和桌子上弄出一阵稀里哗拉的噪声，乱成一片。
那个声音我只听过一次，但我敢肯定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它所留给我的完美印象，并且绝对有信心能在哪怕是上千人的声音中马上辨认出来。在我手忙脚乱地从桌上抓起话筒的时候一直在心里祈祷他不要挂上电话，也许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他果然没有挂断。虽然听筒里没有任何声音，但是一种奇妙的直觉告诉我他就在电话的那一头，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开口说话。
“请问……韩主任在吗？”我有些结结巴巴地问。
“对不起，她不在。”他的声音还是象上次一样柔和，纯净，语声不高，透出一种教养良好的谦和有礼，听起来非常舒服悦耳。
“她……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能回来？”为了让通话持续下去，我不肯放手地继续追问。
“抱歉，我只是路过，不太清楚。我帮你问一下。”话筒里安静了一会儿，让我等得有些焦燥不安才又传出他的声音，“她去三楼办事，一会儿就回来，你过十几分钟再打吧。”
“等等！等等！”察觉到他有挂上电话的意思，我连忙想也没想地冲口问道，“你是谁？”
他沉默了一下。因为事出仓皇，我的语气有些粗鲁无礼，问题也显得十分突兀，他大概觉得有点吃惊。但他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很有涵养地没有露出一丝好奇或是不快的态度：“我姓萧，是这里的音乐老师。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点语塞。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找他，只是出于一种连我自己都不大明白的心理想跟他继续说话，想听到他的声音。可是难道我能这样告诉他吗？他不把我当成神经病才怪。
“这个……我想问一下，那首曲子，那天你弹的那首，叫什么名字？”我的大脑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那首让我沉醉的美妙乐曲。这倒不是纯粹的没话找话，我确实一直对那支曲子念念不忘，在这几天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它经常在我脑海中反复回响，让我极其渴望知道它的名字。
“哪天？你说的是哪一首呢？”他大概把我当成了一名好奇的旁听者，声音里露出一丝释然。
“就是前天，不，是大前天上午，你在琴房里弹的那一首曲子。”我开始搜索枯肠地回忆当时的感受，并用我相当贫乏的词汇努力向他描述出来。他很安静地耐心倾听了很久，不时地轻轻‘嗯’一声表示明白，但当我结束的时候他却叹了口气，用充满歉意的声音告诉我，人对于音乐的感受和领悟是非常私人也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首乐曲对于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心情的人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至少他就不能通过我刚才的描述回想起这是他弹过的哪一段曲子来。
我有点失望，但失望的感受并不强烈，反而混杂着一点隐约的窃喜，因为这样我和他的话题就不能马上结束，至少我还有理由继续跟他谈论那首乐曲。他的脾气显然很好，对于一个陌生人没头没脑的纠缠不休居然没有厌烦，而是极为容忍甚至有点谅解地听我反复讲述当时的情绪和感觉，并认真地询问我印象中那段音乐的旋律和风格，甚至还轻声哼了几小段乐曲让我辨认。
这一段对话大约只持续了十分钟，但在当时似乎有一个小时那么久，甚至比那还要漫长。这是我几天以来最美妙的一段时光，因为辛苦工作和徒劳无功而产生的烦燥心情顿时一扫而空，甚至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起来。这种愉悦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明显地反映到了我的脸上，因为隔壁的朱建军一直在桌子后面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并且对我露出一种暧昧的会心微笑，还时不时地做个加油鼓劲的手势。他一定是以为我在泡女朋友了，这小子！
可惜没过多久韩主任就回来了，我只得恋恋不舍地结束与他的谈话，开始一本正经地商量正事。朱建军一下变得十分疑惑，不明白我怎么能在一个电话里完成追女朋友和查案两件同样重要却风马牛不相及的大事。我一放下电话他就饿虎扑羊般向我冲了过来，一手扼住我的脖子，凶巴巴地小声逼问：“说，是不是有什么新动向了？”
“没，没，”我一边挣扎一边笑着说，“你也听到了，我是打给那家学校去查案的呀。”
“查案？”他嘿嘿地低笑着问我，“那韩主任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怎么了？”
“多大？”
“四十多吧？我没敢问。这个岁数的女人一般不愿意别人提起这种问题。”我笑咪咪地告诉他，有一点戳破他幻想的得意。
朱建军哼了一声，捏着嗓子用一种朗诵式的腔调说：“那段音乐的节奏非常舒缓，就象早春的第一缕东风般悄然而至……你会用这种措词和语气跟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说话？骗小孩啊你？要不叫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尽管朱建军那种夸张的腔调跟我的语气一点儿都不象，我的脸还是一下子红了。趁他得意的时候我猛然回肘把他捅到一边，有点狼狈地抓起桌上的公事包就往外跑。
“哎，跑那么快干什么呀？我又不能吃了你，要吃也得吃你那迷音乐的纯情小姑娘才有劲吧？看把你吓的……”大获全胜的朱建军乘势追击，他那一百分贝的大嗓门一直把我送到门外，下了一半楼梯还听得到。
我在全楼同事的吃吃低笑声中仓皇逃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