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实习

据说分配给我们新经济系的是靠西南边的房间，1楼住新生，我们二年级生住2楼，以此往上类推，所有房间那时已经腾空出来，张着弥漫霉味的嘴巴等着有人搬进去。

分系搬房之事传来，原本我也是很恼火的人，和其他同学一起群情激奋、泼口大骂不已，炸窝似的闹了一阵，后来看看无甚效果。

老李拉着我私下说：“闹肯定是没有用了，学校谁管你这个，我们始终是二等公民，还是想法子先下手为强，给自己弄点好处吧。”

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在确定好我们班搬到哪个楼层哪几个房间后，趁着别的同学还在闹情绪赖着不搬的时候，便抢先去占好床位，结果我和老李依然像在7栋405房间那样，占了窗口朝东南方的6栋216室里靠窗上铺的对面两张床。

老李是白净瘦高个，但是性喜踢足球，在绿茵场可以打数个位置，还爱踢左脚，左前锋、左后卫和守门员都一样挺来得，而我却不爱运动，人又懒散，只爱看书看电影和四处闲逛，别的同学都很奇怪我和老李居然能聊在一块，甚至友谊天长地久。

后来我们班分成两个专业，老李分到管理专业，我分到理论专业，宿舍又重新调整，我们再次分开不再同住一间房，却还是基情无限，保持密切关系直到毕业以后。

老李学习成绩优异稳定，比我好上太多，毕业后班上有3个留校名额就有他的一份，3人留校任教的分别是，叫瘦在本系教公共课，黄大炮分到学校马列教研室也教公共课，就老李留在系里教专业课，可见他学习成绩之好。

但这家伙后续动作就不怎么好了，工作以后不好好地泡妞恋爱，专犯爱泡少妇的小毛病，还同时连泡两个，搞一双俩好，弄得他如此离经叛道的所作所为在学校里面闻名遐迩。

毕业后我有一次有暇回学校看他，在他的单身宿舍里，还遇到其中一个少妇，一个小巧玲珑的桂林妹，还是个黑里俏，眼神颇有点勾魂摄魄的意味，看来不是老李有意为之，而是把持不住。

据说还有另一个少妇，我只听说过没有见过，都是当时经济系代培大专班的全脱产学员，社来社去那种。

他调教功夫恁是了得，经常下午放学后，他一般爱去运动场那边的篮球场，和别的教工学生一起打篮球，他心仪爱泡的俩少妇毫无隔阂地并肩为他助威当拉拉队员，成为一时无俩的奇妙爱情佳话，令人艳羡不已，当然私底下里有无双飞举动便不得而知。

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新的经济系成立和我们搬宿舍没有过多久，我们班就分成了两个专业，管理专业和理论专业，班上41个人对半分。（全班入学时42人，加上留级1人，共43人。大二开始有个女同学留级，就那个叫什么豆腐的，原来上届留级那个跟不上被退学处理，全班人数就成了41人）

一个班分成两个专业，是全系乃至全校史无前例的崭新举措，出自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新扎经济系倒也说得上合理。

由于一个年级几个班自有定数，不经国家教委批准不可贸然多出一个班来，所以对外声称还是一个班，一个班主任，内部由于专业导向不同，实际上真的变成了两个班，各自有一套班团干系统。

划分到管理班的原有班团干比较多，人对半分开了专业只用增补即可，还是老毕做回班长，老李做了学习委员，黄老班长则早就上调到系学生会任职，至于当时荣膺忝为什么部长了我完全没有印象，当时便不在本班领导干部序列。

理论班则是完全推倒重来，叫瘦当了班长，老鼠做了团支部书记，其余人选俱各都是新扎人物。

我分到理论班，原因还是出自那篇短小说，班干们秘密开会讨论时便不假思索地说我偏文。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一上学期大学语文是个中老年女老师上课，教过什么我自己一点印象也没有，当时我也没有显示出什么亮色，成绩平平，考查课取平时作业成绩仅仅中等而已。

大一下学期换了一个老教授上大学语文课，主要课程都是教写作课。

我写作文的文笔居然极受老教授赏识，每篇作文打分不是a+就是95分，评语基本都是“文笔流畅、语言纯粹”之类，虽然也是考查课取平时作业平均分，算成期末成绩高居班首，而这也是班主任老师担忧我偷偷去写小说的另一桩罪状，当时没有正当理由作为罪名提出来加以鞭挞棒杀。

所以我给班上建议以大学语文成绩优秀，还会写小说，搞理论极其合适的理由，荣幸地分到理论专业。

而我自从卸任4组组长以后，一直游离在班组干部集体之外，不再担任过任何班级职务，直到大四才勉为其难地中举屈就团支书一职，还给我新官上任烧把火，施展惯用的美男计，弄了个优秀团支部荣誉称号回来。

人人都懂的，团支书女性干部多，评选自然要拉票，我挤出含情脉脉的幽怨目光一个个妞看过去，直看到那些长相很普通的妞脸红心跳、神情迷离，那票票就到手了，桀桀桀桀！

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按照x大本科教学计划安排，大学的第二个学年最好是上学期，必须要安排一次期中实习活动。

于是大二年级，我们一个班两个新扎专业开始了大学生涯的第一次实习。

根据专业上的要求，学微观的管理班全体到柳州一家国营糖果厂上流水线包糖纸，结果回来没有人再敢吃本地产的糖果，据说那里手脚麻利的女工没有感冒时爱挖鼻孔、挖到感冒了爱边擦鼻涕边包糖纸。

学宏观的理论班则安排到党校礼堂给一个研讨班做会议录音记录。

理论班实习带队不是本校的老师，却是经干院的两个老师，一个中年老师老家是湖北人，一个年轻老师是外省院校毕业刚分配回来的，由于大家彼此统属不同，没啥利害关系，倒是师生一团和气，勾肩搭背，胡吹八扯甚至打打闹闹。

近期有个省级经济发展研讨班在党校礼堂开班，历时1个月这样，我们理论班20号人在外校老师带领下，参与进去做了近1个月的录音记录员。

什么叫录音记录，就是将每个讲座完整录音，然后不开课的中午晚上或者讨论时间，就得及时将讲课录音完整笔录出来，交打印室打印成印刷文字，然后分发给各位与会人员阅存。

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都还很认真记录录音文件，连讲课的专家谈兴起了扯淡的话，都一句不拉地笔录下来付印。

时间过半后，我们做录音笔的学生人人疲惫不已，连听课多日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也渐渐神情懈怠起来。

于是我们开始偷工减料，只录主干要点，不录展开打比方的废话，听课的人们也都开始装着听课，实际上是托着手、握着笔、捧着笔记本睡得此起彼伏，有人甚至还鼾声大作。

包括最后要警车开道去迎接的国副级著名经济学家许大师来讲课也不例外，他年纪很大了那福建口音让我们两广人几乎听不懂，讲课录音整理得更加简洁明了，听课者聚精会神地更加昏昏欲睡。

当然我本人对许大师是很久仰的，实习过后经教《资本论》的教授兼系主任教诲，还专程买了他主编的全套三册《政治经济学辞典》来查阅拜读不已。

一个月时间倏忽而过，再苦难的日子也终于有了完结篇。

整个实习期间，我们一直在七一广场对面榕城饭店安营扎寨，短暂工作和生活，最后散伙的晚餐自然也在那里的食堂吃，不外是大排筵席，我们习惯叫加菜，无非是大鱼大肉，时鲜蔬菜加美味酒水，有关厅级以上主要领导最终出面，频频举杯慰劳勉励大家，最后印证了那句神话：领导总是在会场和酒桌上才会出现的。

晚餐上的白酒，我喝醉了还记得是52度泸州大曲，菜不记得吃了什么，酒却清楚喝了刚过半斤，这已经是我的最大酒量。

我酒足饭饱后摇摇晃晃爬上饭店4楼所住房间，发觉自己喝高了居然还没有想吐的感觉，就赶紧立马滚床单，当然只是自己滚，那年头酒店里“三陪”骚扰电话还没有发明出来，这么严肃的所在，就算有也没有人敢来打扰，找屎找第二样。

当晚我睡到快午夜12点被口渴憋醒了，爬起来找水喝，却发现同屋住了快一个月的经干院那清瘦黝黑的年轻老师，正在挥汗如雨狂舞着一双最大号的哑铃。

白天就听那中年老师悄悄说他刚刚失恋了，半夜就亲眼看到他在发泄自虐。

我一个18岁没到的青少年，对这种情感纠葛事，一知半解，直着眼摇摇头，径自拿水杯喝了水，还去厕所放了水，睡眼惺忪嘲讽他几句，继续倒头再睡。

那年轻老师平时和我挺谈得来，脾气和善得很，听了只是尴尬笑笑，继续挥铃自虐不已。

这是我们实习期间一个小插曲，散伙以后大家再没有交集的机会，就是听说中年老师调动工作回老家湖北武汉任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