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课堂

1958年上半年基本上没有上课下学期开学后，还处于大跃进“起跑阶段”，人们的思想仍然高度膨胀。全校师生在党委号召下开展教育大革命，教学活动难以进行。1958年末，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对生产劳动时间作了具体规定，并强调安排生产劳动，要尽量与教学结合。教师的主要劳动是教学，参加体力劳动以不妨害教学为原则。后来，中央又提出全日制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学校党委根据中央精神，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开始稳定教学秩序。《辽宁大学》校刊表了《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奋斗》的社论。指出，“学校的基本任务是教学，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出党和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来。……认真学习书本知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教条主义，只要我们能够把读书和劳动、理论和实际、政治和业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书读的越多越好。”正是在这种气候中，在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阶段，又基本恢复了正常教学状态。最后的课程是王积业老师讲《经济统计学》。这是一门财经院校统计学专业最重要的（与《政治经济学》同等重要）的课程。王积业老师1955年和刘国光一起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研究生班学习。苏联统计学家廖佐夫是他的导师，王老师的副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王老师在苏联的导师是廖佐夫，是听同学们说的，未作核实）。1957年在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有关部门要他留在北京，我们学院不同意，又回到东北财经学院任讲师。辽大成立后，担任统计系副主任。王积业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对我们说过，原来他的眼睛的视力极好；之所以变成了近视，完全是在去苏联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之前补习功课，学习俄语累的。到了苏联更是刻苦读书，须臾不敢放下书本。只是到了宝贵的礼拜天，才钻进电影院，连续不断地看上几部电影，彻底放松一番。为了填补损耗的体力脑力，也时不时的吃一次烤乳猪。他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只有教授级的老师才能够享此口福；当时，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留学生特殊优待，可以吃教授才能够吃的菜肴。王积业老师讲的有声有色，差一点没有把我的哈喇子讲出来。王老师在苏联吃烧乳猪的故事，我曾经在以前的文字中写过。刚刚煞冷，王老师穿了一件只有农村老一点的老农才穿的便服棉袄。在图书馆前我们几个同学见此情景，不免笑。王老师心里明白，看了看自己穿的棉袄，问道，“笑什么？”回答：“棉袄……”王老师：“这是海城老家我妈给我做的，看，多暖和！”在农村，我们把它叫“二大棉袄”。王老师的这件大棉袄的下襟遮住臀部，两袖细长，袖口过手指；黑色，棉布；这件棉袄无论是裁剪、缝、纳等等工艺都彰显出精心的手工操作的特色，一点时代风韵也没有，土得不能再一个大高个、戴一副近视镜、穿着这种土气的大棉袄，有谁能够相信这是一位留苏的副博士！王老师见我们一脸迷惑的模样，笑着说，“不管你念了多少年的书，攀升到多么高的位置，都不要忘了老家，更不能辜负了爹娘对你的关爱。穿着老妈亲手给你做的衣裳，不光是身上暖和，心里更暖和。”《经济统计学》是我们在校上的最后一门课程。由王积业老师主讲。幸好，至今我手里保存一册（精装）《红星日记》本，（日记本是姐夫在鸡西煤矿公安局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用过的几本都给了我。）是专门记录王积业老师讲《经济统计学》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我手头上仅存的大学上课的笔记。）他讲课的一些内容尚有据可查。在这个笔记本中，比较认真地记录了前四编的经济统计学的讲课内容。第一编照例是对象和方法问题。关于统计学的对象从开始学习统计课那天起，老师就说有多种不同意见。其实，在统计工作岗位上干上几十年，那就不是问题了。只有那些（极个别，极少数的人）在屋子里献资料，没有做过实际统计工作，脱离实践的“学者”才会呶呶不休的争来辩去；越是没有定论他们越是得意，不然，岂不是丢了饭碗！恕我言辞过于酸刻。必须声明，我绝对不是反对学术问题上能够提出新见解，敢于坚持个人主见，善于争辩的精神和热烈的科学研究氛围。与《经济统计学》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是统计方法。王老师一共讲了六种方法：综合统计方法；统计调查；统计分组法；相对数和平均数；指数法；平衡法。方法是与对象相联系的，也就是认识什么样的对象，就要使用什么方法。王老师讲，我们现在学习的统计理论，统计方法，可以说是全盘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统计实践成功经验，经过验证的社会主义统计科学理论。但是我们学习的并不彻底。比如，经济统计学中重要的综合统计方法中的国民收入的计算，没有真正的开展。国民经济核算没有进行，统计平衡法也就无用武之地。讲到国民经济核算，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从苏联“叛逃”到美国的“苏联人”列昂惕夫。美国劳工部为了研究美国战后的生产和就业问题，以列昂惕夫为的统计工作者编制成功了1939年的美国投入产出表。美国劳工部用该表预测美国1945年末的就业状况，以及195o年美国充分就业情况下，各经济部门的产出数值。其准确性被后来美国的经济展事实得以证实。1952年，美国空军和美国劳工部协作，编制完成1947年的包含2oo个部门的美国投入产出表。此后，美国政府定期编制全国投入产出表，作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决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完成这么浩大的计算工作量，没有大型计算机的助力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西方的某些成就，依“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导教，在《经济统计学》课堂上，把用计算机编制投入产出表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学者在搞“数字游戏”，理所当然的成为批判的对象，列昂惕夫（尽管他应用的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也是在劫难逃科学毕竟是科学，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开始进行投入产出调查，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在讲到《经济统计学》的任务的时候，王老师通过统计资料，阐述了统计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方针，进行重大问题决策时的作用。他以中国和苏联“英赶美”为例，用统计数字作了证明。“英赶美”是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15年赶美国，之后提出要让中国在15年内赶英国。王老师用当时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钢产量统计资料论证了这些口号。苏联与美国1913年到1956年43年间钢产量，美国从318o万吨展到1o45o万吨，展度为328.6％，平均每年递增2.9％；苏联从42o万吨增加到487o万吨，展度为1159.5％，平均每年递增6％。按照两个国家各自的展度，15年后，钢产量苏联一定会赶上美国。事实证明，到197o年，苏联钢产量过1亿吨，与美国基本持平。中国和英国比较，英国1941年到1956年15年间钢产量从12oo万吨增加到21oo万吨，展度为175％，平均每年递增3.5％，按这个度，15年后钢产量可以达到36oo万吨；中国1952年135万吨，1957年524万吨，展度为338.1％，平均每年递增16.5％，按这个度15年后可以达到51oo万吨，如果增长度再低一两个百分点，达到4万吨没有问题。当然，中国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万吨，比预想的多用了1o年。在这26年间，大多数年份钢产量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度，只是大跃进之后的两年，特殊时期中间的数年，增长度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加。这是王老师（包括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的计划统计机关）在计算可能实现赶上英国的钢产量时无法预测的。《经济统计学》第三编是人口统计。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成为讲课的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内容。马寅初先生理所当然的成为授课时批判的活靶子。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如果，在那个时候哪一位老师在讲社会科学领域里某一个学科的课程，不讲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是绝对不可以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马尔萨斯在十八世纪末创立的。其理论的基本点是人口与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关系。它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他主张节制、抑制、扼杀人口增长。他提出遏制人口的增长有两类办法，一是道德的节制的办法；一是罪恶的遏制办法，那就是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减民众人口。王老师用统计资料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谬论，说明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是不符合人口增长与经济展实际的伪科学。王老师列举了185o年到191o年德、法、英、意、美五国的人口从1.3o4亿人增加到2.6o9亿人，6o年只增加了1倍，而不是依照等比级数年年倍增。他又用每一个人口拥有的粮食产量来证明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加的谬论。人均粮食产量是以粮食产量为分子，以人口数为分母计算的，人口增长如果快于粮食增长，分数的比值一定是越来越小，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必然是负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负增长。例如，我国1952年到1956年人均粮食产量增加8.28％，说明人口增加没有快于粮食产量的增长。当然，讲课中更重要的是批判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和灾难归结为人口过剩；而控制人口过剩，只能依靠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言，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主张控制人口。他认为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议进行人口普查和建立人口统计工作；同时，制定人口政策，编制人口计划。他主张，国家干涉生育，实行计划生育，晚婚节育，宣传避孕，奖励节育，惩罚多生。马寅初观点的基本点也是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所以必然要与马尔萨斯挂上钩，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加以批判。王老师归纳了当时“右派分子”提出的人口多的危害。比如，人多，耗用粮食多，粮食占用耕地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少、生产量少，影响轻工业展；人多，消费量大，致使国民收入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衡，积累少，影响建设规模，制约生产展；人多，生产资料少，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等等。批判马寅初，反驳“新人口论”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比如，几年来人口虽然增加，轻工业展也是提高的；国民收入是活劳动创造的，活劳动越多，国民收入越大，相应的积累额也会增加，不可忽视消费和积累是辨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依靠机械化，（那个时代）除了重工业之外的小型企业的展还是要依靠人力，没有条件实现机械化，等等。批判的要害问题是说马寅初等人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只会消费的消极因素，而看不到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说，他们的问题在于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去谈中国问题，和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也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抵制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称“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但是，报刊杂志上，我们的课堂上，照例是把他与马尔萨斯相提并论，批判不已。好在我们党和国家早已经认识到人口的展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且坚决执行，五十年后，中国人没有达到十六亿，比马寅初预计的少生三个亿。王老师毕竟是苏联留学回来的副博士，虽然他在批判马寅初的时候必须引用报纸杂志上权威的论点论据，但是，还是不落俗套，一定要讲出与大学课堂相匹配的理论知识。王老师讲了《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基础――人口规律。（人口规律，或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读者可以到《政治经济学词典》或互联网上去查。）王老师应用统计数字讲述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质联系及其展的必然趋势。比如，就业与劳动生产率问题。他列举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至1932年的统计数字，证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中就业人口与劳动生产率二者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业人口的增加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存在必然的相一致的联系。统计数字表明，苏联1928年一季度失业人口158万人，193o年一季度减少到1o8万人，四季度消灭了失业。大工业的职工人数由1928年的31o万，增长到1932年的65o万，增加1倍多。劳动生产率以1928年为1oo％，到1932年，工业部门达到141％，建筑部门为1o4％，铁路运输为176％。国民收入1932年增加到45o亿卢布，比1928年增加85%。职工的全年平均工资比1928年增长68％。王老师讲课的特点，从笔记本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很多章节的论点，都是以大量的（或较充分的）统计数字来作为论据的。也可以说，王老师是用统计数字讲《经济统计学》。特别是一些反映事物本质的指标，比如人口中的城市人口比例，自立人口中的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离婚率，平均寿命等等。有中国的数字，有苏联的数字，有美、英、法、日等西方国家的数字。他在黑板上书写一行行、一列列的数字之后，并不做过多解释，只是提醒同学们注意，如，“这个是苏联的，这个是美国的，这是中国的……这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初年的，这个是五年计划末年的……。”也有一些很难搜集到的历史数据，王老师上课的时候像教小学生似的，不厌其烦地书写到黑板上。比如，讲人口统计时，他把从1741年到1956年其中的33年的中国人口数字写了一黑板。我的笔记记了密密麻麻的多半页。下面我列举几个关键年代的人口数字，清康熙（公立1741年）人口数1.434亿人；中华民国建立、满清灭亡的1912年人口数3.539亿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口数5.4167亿人。常常是下课了，还有一些同学没有抄完王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数字。宿舍里，大王对春山说，“听了王副博士的课，好像对‘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春山：“王老师引用国内外大量实际统计资料讲《经济统计学》，理论联系实际，把枯燥的统计指标和《政治经济学》概念变成了生动的数字，一举两得。”我：“这叫‘寓教于数’。”杞芳：“讲各个国家的实际统计数字，比讲一些假设的数字更容易理解统计学的真谛。”黄道初：“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过《统计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王老师写在黑板的统计数字，不解释，你能够理解？”我：“这就叫吃最后一个馒头才能吃饱。”杞芳：“馒头和馒头不一样。王老师的‘馒头’是面包味的，吃不够；有些老师的‘馒头’是地瓜味的，吃多了，醋心。”小王：“学习态度端正了，什么‘馒头’都有营养。”春山：“精辟！精辟！”（2o1o年11月25日17:2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