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洋后妈的三明治 第四章04（4）

而这个故事对成年人物的塑造，亦让我流连。从家庭隐秘的细节到不同社会环境的生存手段，作者以一种超然并带点自嘲的方式刻划出一代中年人的悲喜遭遇，其中的心计、得失和感真相，如天然般可信。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国留学是当下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显然是一种家庭代际同谋行动的社会化泛滥。在西方国家的合法签证对于中国人还是一种稀缺资源的况下，理解这种同谋的性质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前提。改革开放对大陆中国人最大的影响，是在生存方式上选择性的增加——户口和人事档案制度约束了国人流动和迁徙的自由，这个问题却可以用国际移民的方式彻底解决。

这种方兴未艾的未成年人出国留学运动的塑造者无疑是成年人，一群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很大、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只能有一个孩子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的共识是把出国视为孩子成才的捷径，因此他们通常会将把孩子送出国作为一个阶段内家庭的主要工作目标，这个阶段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实力，为此需要举债的家庭显然在孩子出国后还需努力更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作为孩子出国行动出资人的父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的话，这些孩子则已经在出国行为本身里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荣——这是一种超越个人能力范畴的优越感来源，基本类似显赫的出身所能提供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学校，受同学尊敬的因素除了学习成绩、体育、个人爱好特长等方面的传统内容外，新增加了能不能出国这样一个技术性指标。有指标就会有攀比，这是规律，古今中外一然。反过来，有攀比就有勉力强为者、随波逐流者、造假材料者、望眼欲穿者，所以成风尚，成规模，成运动。

实际上，我对未成年学生出国的态度是暖昧的。对于富裕家庭来说，让孩子去不同的文化环境受教育，应是利多害少，即使弄成了香蕉孩儿，对于个人来说，也总算明白了什么是国际规则。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仅仅会讲国际通用语一项，就可以增加个人的就业机会。但社会总分阶层，为孩子出国牺牲家庭生活品质甚至不惜透支家庭预算的事，我看大可干不得。因为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先天的因素他们不能选择，但后天的努力却是最重要的。我们身为父母，注定受我们自己的社会成就约束，把对自己的失望化成对孩子的期望，这样的心态颇有化悲痛为力量式的悲壮，难以持久，难免不出问题。

在温哥华、洛杉矶或者悉尼这样的城市里，如果说当地居民早已经习惯目击成群结队的大陆公务旅行团招摇过市的话，他们也同样开始察觉城市里正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少男少女。这些孩子普遍的身份是留学生，但与改革开放早期的自费出国留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年龄更小，更缺少奖学金的支持。我在域外旅行的时候经常邂逅这样的小留学生，我好奇他们的境遇和生活，关切他们的未来。

张永虹以一种客观的价值立场叙述了一个故事，很符合我本人对这个社会潮流的肤浅理解。其实，问题在于不仅是这个题材很重要，传递什么更重要。对出国一事，国内曾经造梦太多、炫耀太多，需要多一些老实真实的东西。回到小说本身。

第四章

势与利的争夺都可以被超越

故事的感染力在于三点：人性、规则与成长。这都是很重要的事，失去这些基本的要素，文学可能沦落为特定阶层的绪宣泄；而具有了这些要素，文学可以成为启人心智的东西。在后现代艺术以极具想像力的形式颠覆了传统审美观念的年代，如行为艺术、抽象画和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egrille的“物质化”文字本人的说法，传统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多地被加以商业价值的判断。这部小说看上去就有商业味道，在节线索和绪节奏上，作者相当精彩地控制了读者的阅读行为。而在一个密布冲突性节的故事里，故事本身所传递的关于人生哲理和生活真相的内容就成为提升或者降低作品价值的重要变量，即使是商业性价值，其来源仍然是艺术本身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