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贝多芬中国“获胜”记（5）（1）

这两位土耳其音乐家绝想不到自己的访华演出竟会如此复杂，甚至引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场**，所以当对外友协与他们商量是否同意延期访华时，他们仍欣表同意。于是对外友协只能第三次打报告，又经层层批准，报到中央。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批示：“有关演出节目的曲目简介，李德伦同志已分送春桥、**、文元同志，请予审阅。本件拟同意，现送洪文、康生（暂不送）、剑英、德生、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李德伦传》）但**见该件后在11月18日批示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第二天，即11月19日，此时处境非常困难的周恩来还是软中带硬地针对**的批示再作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周恩来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困难，是因为11月17日，“**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处开会。**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月21日—12月初，根据**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就在周恩来被政治局开会批评的况下，12月7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召开了都文艺界群众大会，传达**的批示，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会议主持人说：“这是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问题”，“不要认为是个别人心血来潮，偶然提到、无关紧要，而是要肃清流毒的问题”，“一定要提示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讲这种话的人代表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抽掉阶级的人性论”，并说邀请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出是“开门揖盗”。12月25日至30日，又在天津召开全国各省市文化局干部和部分音乐界人士参加的大会，这次连开五天的会议有110人参加，主题仍是贯彻**指示和批判“无标题音乐”。主持人说，**批示“对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都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对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及时、很必要、很重要的”。批判提倡“无标题音乐”是“替文艺黑线翻案”，“有的人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公开跳出来，非常嚣张”，“某些人崇洋思想抬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渗透丧失警惕，相当严重”。批判矛头直指周恩来。（《李德伦传》）在这种况下，1973年周恩来与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elliotttrudeau）商定的翌年温哥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被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