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人大多都善良但并不高贵（1）

国人大多都无一个认同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一个人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都不能使自己高人一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它让人联想到温总理的一段同样深刻的话：“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信仰民主之人，在实践中绝不认为任何有关道德原则、主义或事实等等毫无改善的余地，也绝不认为他们的见解就是绝对正确的。政党并不是绝对的明智，“民主主义者”应具备的气质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相信错误难免，鼓励一切有关的人都参与决策，这才是民主的根本体现。只有允许公民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并且主动要求公民在信任之中搀合一些批判精神；理想的况就是，公民与他们选出的官员之间存在着互相忠诚和信任的关系，并且公民具有质疑、批评的自由，甚至具有提出反对的权力，这才是成功的民主。

中国人大多很容易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很容易把“人”与“国家”、“政权”、“政府”的关系弄颠倒。是的，国家再伟大也不能与人相提并论，“政权”和“政府”仅是国家的有限功能和人的权力的守护者，仅是服务而已，人的生存不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生存是为了人。而对于当今中国大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但不能自觉地与权力保持距离，而且也没有自由和勇气拒绝做工具式的御用文人。

生活领域都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社会生活毋容置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政治作为一种“组织”和“支配”以及“控制性”的力量，它几乎每时每刻都深入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充满政治激是一种文明的标志，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公民素质。准此，我们的知识分子假若想做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必须充满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激，就必须关心和研究自己时代的政治生活，而不是逃避政治，而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患上了一种可怕的“政治冷淡症”，养成了与市井小人一样开“政治玩笑”的习惯，而没有通过自己的知识力量并以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心态关心政治，以此来影响社会以及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除了歌功颂德，已经习惯了一种无关痛痒的生活和工作。很多学者和作家，他们对当今现实中的各种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要么写一些华而不实空洞乏味的文字，要么就写一些词藻堆砌起来的通篇废话。有一些人在跟着潮流表牢骚，有一些人热衷于掏祖坟，整天拷问古人或寻找古人，古人“为什么”是那样而“为什么”不是这样，古人原来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一个时代的学者和作家如果仅仅满足于享受“艺术”象牙塔里的生活，而永远站在政治之外，那他们的文字也许是高雅的、纯粹的，可毫无价值可，最终必然也是速朽的、短命的。

作为人，应该有善良和高贵这两个最基本的精神特征，两者缺一就不能算是一个健全的和有尊严的人，虽然勉强可以称之为人，那也仅仅区别于低级动物。国人大多都善良，但并不高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活得既不健全，也没有尊严。高贵对应着批判的自由，质疑的态度，反对的精神；意味着人们能够毫不宽假地对恣睢暴戾的权势者施以无的质疑和监督、批判、反对；在傲慢的权力面前保持着尊严和体面，不做“凯撒”的奴仆，更不做它的盟友，而要做它的敌人。善良，于个人而，对应着人和道义，同和帮助不幸者、弱者，这都体现了一个人的善良，而于群体和当权者而，它对应着人道主义，意味着他们对陷入逆境的不幸者、弱者充满同，对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爱意。对于后者，国人大多是不容置疑的善良，而对于前者，国人大多却令人失望，很多人都选择了可耻的沉默，似乎也乐意成为沉默的羔羊。

时至今日，国人在“说话”的问题上都特别敏感，要么干脆不说话，要说也是说一些假话、空话，甚至越是具有话语权的人越是不说人话，尤其在对政权、政府的信任中很少有真正的、大胆的批判精神，更谈不上执持一种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处世戒多，多必失。”（朱柏庐《治家格》），“多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等等，诸如此类的“祖训”贻害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我们的人生规训，至今仍然阴魂不散。于是冷漠麻木、隐忍沉默，以及遏抑说冲动，克制感表达，似乎成为永远也不可改变的精神现象。国人大多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中占主流的，是一种乐道人善的气质和公允执中的心境。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主宰的意义的不是一种积极、健康、进步的东西，而是苟安、折中、妥协的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长此以往，坦率、真诚地表达反对或不同意见，竟然成了一种昼警夕惕的禁忌；避忌怒火中烧，推尚克己隐忍，也是为了避免因获罪，成为很多“聪明人”全身远祸的妙诀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