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 在悬崖上（2）

后来，我调到设计院工作，两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于是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们的节日，我们一起去参观展览会，看电影，跳舞。她买了只小炭炉，有时不想出去，我们就请朋友们来家吃饭。她会炒许多样菜，在冷天，还用玻璃瓶装了叫我带到机关去吃。不管做菜、洗衣服，我都当她的助手，虽然我一动手总是给她添许多额外的麻烦，她还是要我去帮助她。

我们经常地谈着自己一星期来的工作、思想等等。在这些谈话中，我渐渐认出了她的许多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质朴，或叫做“实事求是”。我是若不夸大事的一些地方，就会连那事本身也说不出来。比如我设计完了一项图纸，总这样说：“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真费劲！”她呢，却总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我做完了月结算！”若不就再加上一句：“有个地方还要复核一下。”我们也常谈到未来。有时我说：“等到下一、两个五年计划时，也许我能给我们自己设计一座最新式的住宅，这要有阳台、有浴室，有……”她却说：“咱们从下月起该节省些，存点钱，万一明年有个小宝宝，这房就住不开了。”她这种性格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不知怎么，我一向追求表面华丽的作风使自己感到可厌了！我竭力从实用和大方上着手。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表扬，在反形式主义学习时上级还叫我作了典型报告。在生活作风上，我也逐渐改变自己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同志们都说我踏实多了。在这种形下我参加了青年团。

这时期，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我常想：只要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生活，一步步走下去，不断地提高自己，争取做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还有什么难处呢？

没有料到，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

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作雕塑师的姑娘，叫加丽亚。她父亲是位音乐教授，母亲是个德国人，她北京话和柏林话都说得挺流利。她来时是秋天，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米黄色的毛线衣，头是棕色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睫毛很长。于是“加丽亚”三字就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开会的时候，这个给她搬椅子，那个给她递茶水。休息时，这个约她去散步，那个请她去打球。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一会儿把她的快乐传染给这个，一会儿又传染给那个。我自然不会像那些单身汉似的去献殷勤，不过，说良心话，我也挺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很愿和她一起散散步，谈谈心。

中秋节，机关组织大家去游颐和园。加丽亚说她要去，许多小伙子也争先报了名。有人替她拿水果袋，有人给她在车上留座位。那天我爱人要参加她们工地上的集体活动，我只好一个人去，坐在车上，我冷眼看着那些小伙子笑。

加丽亚上来了，假装没听见人家招呼她坐，却意外地竟走到我面前笑笑说：“劳驾，往里一点。”

我往里挪挪，从侧面看着她。她脸朝着前面，故意作出严肃的样子。

车子过了西郊公园，猛然转了个弯，她撞到我身上了。重新坐好后，她向我点点头说：“对不起。”

我说：“您真客气！”

“对您不敢不客气，”她望着我笑道，“您总是那么严肃，好吓人哪！”

“唔？”我大声笑起来。

我俩热烈地谈起来了。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她不仅不害羞，反倒爽快地议论姑娘们的身材特点，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我很喜欢她这种爽快劲，便也毫无顾忌地表意见，然后又谈到了大学生活，共同的兴趣……越谈越投机，下车时，我们俨然像朋友了。

“你船划得怎样？”她妩媚地看着我。

在学校里谁没受过姑娘的青睐？谁没有点在同辈青年中争胜的劲头，加丽亚似乎一下子又把我拖回到三年以前去了，我得意地看看那些用嫉妒眼光盯着我的小伙子，拉着加丽亚说：“走，咱买船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