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那五 附录（4）

金竹轩与那五都是“就会吃喝玩乐、可又吃喝玩乐不起”的落魄人物，但是这两个人为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呢？当然，金竹轩为人本本分分，不像那五那样的云山雾罩，荒唐成性。除了他们之间的性格因素之外，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变了，制度不同了。如果将社会比作一泓湖水的话，新社会宛如“不沉的湖”，将金竹轩那样的行将“溺死”的人托了起来；旧社会那“湖水”如同罪恶的渊薮，包括那五在内的许多人都陷了下去而不能自拔。试想，金竹轩如果得不到政府给他安排的合适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他的下场怎见得比那五会好些呢？新中国没有抛弃他这种人，反倒给他铺设了一条正大光明的做人的道路。金竹轩与那五本是相似的人物，但不同的社会制度给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再从人与人关系看，金竹轩也有“一套没落阶级的生活习惯”，吃喝玩乐的本事并不见得比那五差，但是他周围的人没有利用它，没有用坏主意把他拖下水，反而从康孝纯这样的领导和其他同志那里，他得到了“平等相待”，真诚的“尊重”，得到了旧中国无法得到的做人的尊严和勇气，促使他清清白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干”工作。金竹轩所得到的，恰恰是那五所没有的。不能说那五就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物，可是债主把他从“号房轰出来”以后，社会不但没有帮他一把，反而把他拉入了“大染缸”。《紫罗兰》主笔给他一个记者的头衔，他由此却学会“报棍子”那一套，捧艺人，但又“吃艺人，喝艺人，还糟踏艺人”；他认识了“小说家”，但没有学会老老实实地写作，“醉寝斋主”却引诱他买文卖文，导致一场意料不到的灾祸；贾凤楼让他当了几天阔气的茶社“观众”。实际上把他拉入了“架秧子”的无耻骗局。包围在那五周围的人物，形成一个特殊的小社会，这社会不是漂白粉而是染色体、腐蚀剂。金竹轩交往的人物和他所置身的环境，处处尊重他，帮他扶他；那五周围的人却是把他拖入污秽不堪的泥潭。那五与金竹轩这两个出身相似而遭际不同的人物命运，深刻地映照了两种社会制度，两个时代的不同色彩。当然，从某种意义说，“那五”的续篇，不只是金竹轩，《〈铁笼山〉一曲谢知音》里的焦三胜也算得上一个。解放前夕的那五，走投无路，竟然跑到南苑机场国民党军队里充当京剧“教员”混饭吃；焦三胜也是京剧演员，他从一个“戏混混儿”当上了主角，不是反映了艺人在新旧社会的两种命运吗？在《双猫图》和《〈铁笼山〉一曲谢知音》里，虽然没有看那五“演出的荒唐故事”，但是，将那五和金竹轩、焦三胜的命运联结起来，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恰恰是一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历史变迁的一个侧影。

作者说他把旧中国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为的是“让青年了解，旧中国已经腐朽到一切都溃烂了，如果没有**领导这场革命，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没有希望的境地。新中国就是从这样一块废墟上走过来的。”1而且，他不只写了旧北京，还写了新中国，在艺术对比中，两种社会画面色彩分明。应该说，作者所追求的艺术目标是实现了。他以丰厚的生活经验，广博的社会知识，精确的生活细节，色彩斑斓的民俗画，纤毫毕现地描绘了人们不大涉足的五花八门的社会场景，刻画了人们不甚了解的三教九流的众生相。可以说，邓友梅的市人小说和北京社会民俗画所提供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是独特的，也是相当丰富的，别的作家作品无法代替，在当代文学历史上将会给它一席应有的地位。

二

文学“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时代精神乃是一代文学之魂。我们评价文学的某种题材、风格和流派的时候，不能不检视它的时代精神。邓友梅的民俗风味小说引起论争的一个焦点，即它与时代的关系。人们喜欢他的民俗小说，但又不无担心地说它距离时代似乎远了些。应当看到，尽管文学题材、风格各有不同，它们所反映的时代在色彩上也有或浓或淡的区分，但是，作为优秀文学作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风貌来。那些描写历史主潮和政治事件的重大题材，它们从正面切入湍急的生活潮流，是色彩浓丽的时代画卷；民俗小说对时代生活的描写，往往不是正面的突进而是精心选择一个或几个生活的侧影，画面上很少出现“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但从淡淡的风俗画里令人感到“大地微微暖气吹”。也就是说，民俗小说往往不是写重大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是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写出民心、民、民德和民风来，从人世态中折射出时代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