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北国草 第八章（六）（9）

孔罗荪同志在一篇《我们需要中篇小说》的文章中，称赞《大墙下的红玉兰》，起到了短篇小说《班主任》的作用，“把中篇小说推向了时代的前列”（见《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我认为这是前辈作家对后来者的鼓励。让我自慰的倒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虽然它是第一个描写了监狱生活的作品，却和三中全会的脉搏相通，并且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暗夜，勾了一幅形象逼真的画面。

我很笨拙。我不太相信“灵感”而相信生活。其它几部反响比较强烈的中篇，如《泥泞》、《遗落在沙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都不是面壁虚构的“灵感”显圣，而是来自于坚实的生活。当然，艺术创作不是机械地照相，需要艺术加工。但是我这些中篇里的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依据，甚至有其生活的原型。我将这些年的生活，写成小说，不外是对历史进行“反思”，表现自我的爱憎，为使已经过去的历史悲剧，不在今后的岁月中重演。我要求我的作品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既不粉饰生活，也不歪曲生活。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大于客观真实性的时候，作品就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写出谎文学——制造像“大跃进”时亩产万斤那样并不存在的神话；要么扭曲生活本来面貌，把新中国的历史写得漆黑一团。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我力避之。

此次，我去澳大利亚访问，一个外籍汉学家曾就我的小说，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您写的几部悲剧性的小说，我都看了。”他说。

“您有什么想法？”我问。

“我到过中国，您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可是您写的东西，和苏联索尔仁尼琴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不太一样。”

“您的评价，使我很高兴。”

他很不理解地说：“为什么？”

“坦率地告诉您，我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主观倾向性大于客观真实性了，因为他抱有强烈的仇恨绪，因而在他笔下没有一个好人。苏联统治集团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历史的趋向相悖，但不能说苏联的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好人。您认为这是生活的真实吗？”

他说。“您指他哪一部作品？”

“比如《癌病房》。”我说，“只有那个大夫是个善良的人，其余的人都是愚蠢、麻木的冷血动物，您认为那是客观真实？还是索尔仁尼琴作了仇恨的歇斯底里症？”

他问：“那么，您是怎么写那些劳改生活的小说的？”

我回答得很明确：“我在处理这些悲剧性题材时，是把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笔下的受难者，如《泥泞》中的高水，《遗落在沙滩的脚印》中的陆步青，《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以及《远去的白帆》中的自我形象，都是爱国主义者。我在描写我过去的生活时，不漏掉那些坏得流脓的人物，也不忘怀那些好的干部。那些好同志，在我痛苦的历程中，帮助过我，安慰过我，给我以精神的火光。”

他半信半疑地问：“您能不能用事实说明？”

我仅对这个汉学家，讲了一件事：当我刚进劳改队的时候，一个劳改队干事没收了我的一支派克笔。后来劳改队不断转移，我已经忘了这支笔。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在和另一劳改干部闲谈时，提到了这件事，过了不久，这支派克笔被追回来了。同时，那个劳改干部，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收尾尤其使我感动。他写：“相信历史吧！有一天，你还会拿起这支笔来的。是金子就要经得起冶炼。”。我告诉那个汉学家，类似这样的干部，在劳改部门并非一个两个，有个负责改造“右派”的指导员，许多“右派”都成了他的朋友。我返回北京不久，专门去探望他，感谢他在极端困难的岁月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我们坐在一起，像兄弟般地喝茶叙旧。

这个汉学家被感动了。

我说：“您想，我写我过去的苦难生活时，能故意删掉这些人物不写吗？那能算生活真实吗？西方一些评论家，评断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常常不是评论文学，而是评论政治，似乎只有把生活写成一团漆黑，才是真实的。这是出于他们政治上的某种需要。所以，索尔仁尼琴获得的诺贝尔奖，与其说是文学奖，不如说是政治奖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