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节族称族源（1）

导论

甘（肃）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农业、牧业、商业等多种经济形态交汇互补，汉、藏、蒙古、回、土、撒拉等多种民族文化共存互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碰撞交融，使这一地域的文化灿烂而富有特色。甘青地区的民族数量虽比西南等其他一些民族地区略少，但这一地区的各民族文化面貌各异、个性鲜明、共存互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奇异景观，有的学者甚至断，要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与交融互补，必须要到甘青地区来。

在这块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土地上，很早以来就生活着许多文化和习俗各异的民族，而土族就是其中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淳朴的土族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甘青地区，居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河湟两岸的广阔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展进程中，土族人民与邻近的兄弟民族一道，和睦相处，携手并进，共同开了祖国的大西北，创造出了兼容并蓄、绚丽多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本民族优秀独特的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展与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由于受居住地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土族文化在融会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较为鲜明的特点。

一是融会性。得益于族源的多元性、居住区多民族杂居的格局、频繁而又全方位的族际交往，土族文化经过了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变和多次文化重构后，从文化构成元素到文化表现形态，都具有浓厚的多元融合的特点：绚丽多姿的土族文化中，既有根深蒂固的原有文化，又融合有大量的汉、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以农业文化为主体形态，同时存留着许多牧业文化的痕迹；既有国家主流文化的成分，又有区域地方社会的传统。可以说，土族文化具有强烈的“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特征，是在不断融合众多民族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展和变迁的，是一种典型的兼收并蓄的文化，既是甘青地区多元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是开放性。土族繁衍生息的甘青地区，既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又是多元文化融会之区。特殊的文化生存背景，使土族文化不仅在文化形态上十分开放，兼收并蓄，多姿多彩，而且在文化心态上也较为开放，是在一种开放特别是向汉藏文化开放的环境中丰富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土族人民对周围汉、藏等民族的先进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见贤思齐的胸怀和心仪神往的态度，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不断从兄弟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使自身的民族文化始终保持着活力与生机。正是有了这种文化形态与心态上的开放性，才使得土族文化始终成为凝聚和延续整个民族的核心因素，使得过去长期在区域社会处于弱势和不断衰落的土族仍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保持独特的民族个性。

三是差异性。土族文化因其成员分布及居住地域的不同，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征。明清时期，土族尚遍布于河湟、洮岷之地。清代后期，土族急剧衰落，河湟及洮岷流域的土族从连片分布变为收缩到几个“孤岛”上。因为分布格局的变化以及受周边民族文化影响，形成了同一民族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土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同仁县、卓尼县、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土族受藏族文化影响较深，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地土族则一方面受汉藏文化双重影响，一方面又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历史记忆、风俗习惯、生产方式、民间信仰等方面，各地土族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当然，随着今天本民族内部交流的不断加强，各地不同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现象又有回归的趋势。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并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观点互歧或未有定论的，照顾到全书的体例，多说并陈，不作进一步论述。如：土族族源，学术界先后有五六种观点，目前逐渐趋向两种观点，但相互对立，争讼不已。尽管目前争论仍在继续，但我们认为土族族源的不确定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历史的模糊与不确定。土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间还是可以基本确定的。在目前关于土族最终形成时间的诸多观点中，我们比较赞同并最终采用明代或明代后期土族最终形成的观点。因此，在本书各章节中，我们并未过多地追溯吐谷浑人或13世纪迁居青海的蒙古人的文化，而是将土族历史的起点界定为明代，把主要的笔墨放在描述明代以来土族文化的变迁及具体面貌上。我们这样做，并非有意回避争论或矛盾，不重视族源研究。在一条河流的最初源头无法确定的况下，全面地了解除源头以外的各个河段的基本况，不失为了解该河流的一种务实态度。同时，在土族族源研究亟待从建构（即联系法）性研究过渡到解构（即上溯法）性研究的况下，对民族形成以来的历史加强研究，也会进一步推动族源研究向纵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