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第三节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25）

贵州境内和云南其他地区的况，亦与此大体相似。***如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四说：明中叶黔西平坝一带，“自开建以来，百年于兹，渐被王化，风俗渐移，而登科入仕者，累有其人矣”。普定卫则“附郭夷民五种，习尙不同，自立军卫以控制，卫之熏陶，渐中原衣冠之俗，亦尚礼而重文袁服食器用、婚丧之礼皆可视也”。再如成书于明末万历年的《滇略》说：当时云南境内已是“人文日渐兴，其地夷、夏杂处，然亦蒸蒸化洽，淳朴易治，庶几所谓一变至道者也”。

当然，以上所叙，主要是指靠内地区，在边境沿线地带和边远偏僻山区则又当别论，如直至清乾隆年间仍频繁活动在中缅边界境内外的“大西军”余部后裔“桂家”，国内外学术界曾对其族属是汉族还是“桂掸”（傣族，缅甸称掸族），乃至“桂拉瓦”（佤族）、“倮黑”（拉祜族）争论颇大。其实，如果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着眼，自清初顺治十五年（1658年）“大西军”护送南明永历帝逃缅，至18世纪中叶时被誉为“边防两虎”之一的宫里雁率“桂家”称雄于滇边内外之时，其间已相隔100年左右约四代人，故而将其视为已经融入或正在融入当地“掸”（傣）、佤、“倮黑”（拉祜）等土著民族的汉人，似乎是更加符合逻辑的理解。

滇黔汉族的人口数量及其在区内人口总值中的所占比重，是汉民族展史研究中必不可缺的量化指标。元代云南行省辖下滇黔地区的总人口，《元史·地理志》失载。据清人冯苏《滇考》称，至元十三年（1276年）为128。7万户。折算下来可达500余万口，显系偏高而不可信。另据《元世祖平云南碑》载：为“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县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见户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隶诸道，立中书省于中庆以统之。”这一数字，相对较为合理，但仅为元初云南建省时的数据，以后当有所增长。据此，元初区内的人口总值大约为120万，汉族人口以1万人左右估算，约占区内总人口的0。8％。

明代分省后云南境内的人口，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数据为5。96万户，25。93万口。至明中叶据正德《云南志·赋役志》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12。69万户，折算下来为50多万口。再至明末，据天启《滇志·赋役志》记载为15。12万户，146。85万口，较明初大约增长了5。66倍。以上数据，反映了明代云南人口展的大致脉络，但用来作为估算汉族人口的依据却不可取，因为这些数字中应包括多种民族成分，而其本身又仅为民户数，故而还需加以修正：先，假设明初民户中汉族占60％，约为15。56万人；其次，按前举18个军卫计，屯兵为10。8万人，加“军余”（家属）约为40万人；合计两项55。56万人，扣除其中的回族等非汉民族成分，则修正值为50万人较为可信。以后，按省内人口增长的同比计算，到明末为280余万。此外，还要注意到的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前后调入的约24万驻屯军，这些人若加上“军余”合计可达100万左右。但据记载可知，其中的大多数主要是用来防范麓川的进犯，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野战部队而显然未纳入地方户口统计，同时亦当多未纳入云南都司辖下的卫所建制，故可暂且略而不计。

贵州的况与云南有所不同，洪武年间因尚未建省而无统计数字，唯据其都司辖下25个军卫计算加“军余”约为50万人，若以屯兵中的回族等非汉民族成分与民户中的汉族相互冲抵，则亦大约为56万人。后至弘治四年（1491年）有明确记载为4。34万户，25。87万人。大致与云南明初的数字相当。明末的人口数据，参照云南的同比大约也达近300万人。如此，则明代后期滇黔2省的汉族人口为580万左右。

清代以后云南人口统计数据较丰，特点是清初的人口基数较之明末有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明末土司混战以及“大西军”拥永历帝抗清、逃缅和清初以吴三桂为的“三藩之乱”等一系列的战乱纷争所致；另一特点是不再有军户、民户的严格区分。清代云南的人口，据清《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1。76万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15。86万丁，雍正二年（1724年）为14。52万丁。而据道光《云南通志》所载《案册》的统计数字则为：乾隆十三年（1748年）有“民屯男妇”194。62万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达308。35万人，嘉庆元年（1796年）为408。82万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达606。72万人。再至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为720。99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