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为何孙中山要让位给袁世凯（2）

孙中山是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后来终于认识到把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沉痛地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生的一样。”

其次，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后第一个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上奏：诸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已经延续千年的封建**的科举考试，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10月23日，袁世凯又有奏章呈递：请谕准大清国自造京张铁路，并保派詹天佑先行查勘。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力更生建造的铁路。同时，在“新政”时他还曾编练新军，并运用这支武装力量，游刃于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之间，并把势力渗透到朝野上下，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不遗余力地推行“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政策，运用政权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现代企业为主干的经济基础，并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革新，客观上促成了直隶民族资本主义的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洋洋大观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资产阶级的青睐。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与立宪派进一步建立了政治联盟，为宪政改革而痛切陈词于皇上，奔走策划于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实行立宪改革，从而赢得资产阶级的喝彩。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由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从而成了资产阶级拉拢的对象。在经济力量对比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已走进了死胡同，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所以，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成了资产阶级共同的愿望。加之，袁世凯的阴险狡诈，使革命党人无法看清他的本来面目。此人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袁世凯原是北洋军阀的领。辛亥革命时，他受命为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大权，成为中外反动派所倚重的实力人物。武昌起义后，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无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无法用武力来扑灭。于是，他便采取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用一只拳头来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只拳头来对付临时政府。他用来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来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统一”。“议和”就是袁世凯施展又打又拉的产物。

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使他在此后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两三年中，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世凯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也把袁世凯视为“同种”与“异族”的清王朝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是孙中山让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选择是一致的，那就是拥袁弃孙。辛亥革命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以为中国的积弱只是因为清政府的昏庸**，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国就会逐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可能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来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对外宣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国的根本问题便可解决，殊不知那是革命党人一厢愿的事。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为维护自己的侵华权益，帝国主义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逼迫南方向袁世凯妥协。